自阮元作《南北書派論》及《北碑南帖論》之后，包世臣起而響應，一時尊碑卑帖，重北輕南之論風靡天下，然而劉熙載卻能不隨波逐流，折變各家，以其自身的體驗分析南北書派，故能持比較公允而客觀的態(tài)度。他對鄙視南派之書者加以駁斥，以為南派的成就并不低于北派：“《集古錄》謂 ‘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為佳’,斯言可以矯枉，而非所以持平。南書固自有高古嚴重者，如陶貞白之流便是，而右軍雄強無論矣?！彼詾槟蠒幸膊环炎鳎?《瘞鶴銘》即是，劉氏說： “《瘞鶴銘》用筆隱通篆意，與后魏鄭道昭書若合一契，此可與究心南北書者共參之?！庇衷u南朝蕭子云書曰：“索征西書，世所奉為北宗者。然蕭子云臨征西書，世便判作索書，南書顧可輕量也哉！”可見南派書法中大有可與北朝之書相頡頏者，故絕不可輕視南朝之書。因而劉氏以為碑和帖的用途不同，故其風格自然有別，他借歐陽修 《集古錄》中的話說，帖 “率皆吊哀、候病、敘暌離、通訊問，施于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故帖大多隨意揮灑，逸趣天成。而碑的內容往往是“高文大冊”,故自以莊嚴渾厚為其特征。他將南朝之所以碑學不盛的原因歸結到晉初之禁立碑，以為： “向使南朝無禁，安知碑跡之盛，不駕北而上之耶？”他以二王為南派之祖，對羊欣、王僧虔、蕭子云的書法也都加以肯定，以為“淵源俱出二王”,說明他對南派之書未嘗厚非。
劉熙載對北朝之書也作了高度評價，他說：“北朝書家，莫盛于崔、盧兩氏。”并引 《魏書·崔元伯傳》說明崔、盧二氏世代長于書法，故他以為“觀此則崔、盧家風，豈下于南朝羲、獻哉！”劉氏將自唐以來重南輕北的現象歸咎于唐太宗、唐明皇及宋太宗等君主的提倡南書，其說雖未能揭示書法發(fā)展的全部原因，卻也不失為切中肯綮的分析，故于南北二派之評價中以為兩派各有所長，不可軒輊。其言曰：
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隸欲精而密，北碑似之。
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然北自有北之韻，南自有南之骨也。
南書溫雅，北書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諷詠，北如斛律金之 《敕勒歌》。然此只可擬一得之士，若母群物而腹眾才者，風氣固不足以限之。
論唐人書者，別歐、褚為北派，虞為南派。蓋謂北派本隸，欲以此尊歐、褚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筋意，特主張北書者不肯道耳。
他以南派之書溯源到篆，北派之書溯源到隸，又以為南派之書流衍為虞世南，北派之書流衍為歐陽詢、褚遂良，可知南北二派在書法發(fā)展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價值。而且南、北二派在書法審美上也各有其特征，所謂“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南書溫雅，北書雄健”,都分別道出了南北書風的特征。然而這樣的分析并不意味著北書無韻，南書無骨，而只指其各有所長而已，善書者能不受風氣的限制而兼取眾長。因而在劉氏看來，南北書風代表了中國書法整體的兩個側面，各有各的特色，而它們又是互為補充，互相交融的，這在當時主張南北書派判若冰炭的風氣中是頗有見地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