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年體史書。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約四百二十余萬字。明末清初談遷撰。成書約在清順治十年(1653年)左右。
談遷，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又號觀若。明亡后改名遷，字孺木，又號江左遺民。生于明萬歷二十年(1593年),卒于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一說卒于順治十四年(1657年)。浙江海寧棗林人。明諸生。崇禎十五年，受知于陽城張慎言、膠州高弘圖。順治元年，高弘圖于南明任大學士，張慎言任吏部尚書，談遷在其幕府中任職。凡新政得失，皆參預謀劃，多所裨益。不久去職回鄉(xiāng)。所著除《國榷》外，有《棗林雜俎》、《北游錄》、《棗林集》、《棗林詩集》、《史論》、《西游錄》、《棗林外索》、《海昌外志》。
《國榷》一書的寫作，大約從天啟元年(1621年)開始，六年完成初稿。此后陸續(xù)修訂，全書凡六易其稿。順治二年(1645年)后，又續(xù)修了崇禎、弘光兩朝。四年，書稿全部被盜。當時談遷盡管已經五十四歲，但是，他以驚人的毅力，決心重新撰寫。順治十年，為解決《國榷》中的一些難題，他又親自去北京調查訪問，歷盡了艱難，遭受了各種冷遇。終于完成是書。前后歷時三十多年之久。
《國榷》一書的記載，始于元文宗元年(1328年),迄于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在這三百多年中，發(fā)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作者按時間順序，依次編寫。在編寫過程中，他以明代各朝實錄和邸報為主，然后參考了大量史籍和私人著述。僅《國榷》一書中，所引的明人史籍論述，即有三百種之多。資料都是經過認真選擇參訂和調查訪問而來。比較可信。其中尤以萬歷以后有關建州的記述，史料豐富翔實，已為史學界所公認。
談遷之所以要撰寫《國榷》,是因為他充分認識了歷史的重要性。他說“國可滅，史不可滅”。但是，在文字之禍不時發(fā)生的情況下，人們怕寫歷史，即使有人偶而寫史，也往往因不敢如實反映歷史實際和褒貶人物，弄得“陋膚冗”,不堪入目。對此，談遷感慨萬端，他遂以修史為己任，是很難能可貴的。
《國榷》一書的最大特點，就是要學習《史記》那樣，“據(jù)實以書”。其做法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點：
第一，不以成敗論人記事。
歷史上某些開國帝王，起自布衣，然后稱公、稱王、稱帝，而有些史書沒有如實反映這些，經常是當這一人物一出現(xiàn)，就以帝號相稱。談遷認為，這是很不恰當?shù)?。在該書《義例》中，他規(guī)定類似的問題“特如本稱，庶明歷履”。所以，在《國榷》中的朱元璋，租地還不上租，親喪無處安葬，后來為僧、從戎、為朱公子、大元帥、再后為吳國公、吳王以至稱帝。讀后令人一目了然。另外，歷史上某些開國的帝王，大都經歷了群雄角逐的過程。談遷認為，歷史家在撰寫史書時，應如實地、平等地反映他們之間互相爭奪廝殺，而不應當根據(jù)他們后來的成敗而妄加褒貶。勝者王侯敗者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如陳友諒、張士誠、明玉珍建立的漢、吳、夏，有些歷史家把它們稱之為“偽漢”、“偽吳”、“偽夏”;把他們與朱元璋之間的戰(zhàn)爭，說成是入寇。對此，談遷反駁說：陳、張、明等和朱元璋都是田間布衣，在元末共同起兵，他們從來也不是朱元璋的部屬。因此，他們之間的戰(zhàn)爭根本談不上是入寇。
第二，反對歪曲篡改歷史。
某些人由于政治的需要，往往不擇手段地歪曲與篡
改歷史。對此，談遷是深惡痛絕的。所以，在《國榷》一書中，他曾不止一次地進行過揭露。他描述了明成祖朱棣在《太祖實錄》中有意地把建文年號改為洪武。在談遷看來，朱棣和明惠帝朱允炆之間的權力斗爭，盡管朱棣勝利了，并爬上了皇帝的寶座，而朱允炆卻以失敗而告終。但是，惠帝及其年號建文，卻是客觀存在的，決不容抹煞。如果革除建文年號，而仍稱洪武，這實際上是把孫子的所作所為，強行記到早已死去的祖父賬上；另外，持續(xù)四年之久的“靖難之役”,也將由叔侄權力之爭，而變?yōu)楦缸拥臋嗔ο嘟?。他認為，這種任意顛倒黑白，把歷史弄得面貌全非的做法，是非?？杀摹Υ?，談遷曾經駁斥說：漢之呂后，史書為她立了本紀，唐代的武則天，史家們也為她修了實錄。因此，取消實錄中建文年號，是荒唐的。他批評了史臣們對此沒有據(jù)理力爭，但其矛頭所向，實際上是對準了明成祖。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二是他描述了朱棣篡改《太祖實錄》,而把自己上臺說成是合理合法。如假稱朱元璋很早就想立燕王朱棣，甚至當朱元璋病危時，還要派人召燕王。在談遷看來，這些都是不可能的。朱棣之所以要這樣寫，目的是“借其說以欺靖難諸人”,為其稱帝制造理論根據(jù)。所以在《國榷》中，記太祖病危時，突出了他的這樣一句話，即“燕王不可不慮”。這與《太祖實錄》的記載截然不同。
三是記述了朱棣即位后，為蒙蔽輿論而祭葬惠帝建文。談遷認為，這只不過是古代“禪讓”的重演，實際上根本沒有這回事。因為朱棣既然推翻建文，建文的兒子被燒死，弟弟也被搞得莫知所終，甚至連忠于建文的大臣，也幾乎無一幸免。朱棣的手段是如此殘酷，另一方面卻又假惺惺地祭葬建文，還輟朝三日。談遷認為，這些作法都是很虛偽的，根本不可信。所以他說，僅僅一傳之后，金陵的老人誰也不知道朱允炆的葬地。這并不是因為古跡易于湮沒，而是因為事件本身就是虛假的。他說，孟子所以“不盡信書”,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不拘泥于成說。
對歷史上那些看來已成定論，實際上卻漏洞百出的那些被冤枉、被歪曲的事件或人物，談遷敢于提出質疑甚至翻案。如明初的“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從《太祖實錄》到其他各種記載，幾乎都把胡、藍等人被殺，說成是由于他們驕橫跋扈、圖謀不軌。談遷對此卻持明顯的不相信態(tài)度。他說，明太祖當時已削平群雄，統(tǒng)一大業(yè)也基本奠定，胡、藍等人除非他們是什么事也不懂的嬰孺，不然，單靠“逆黨不數(shù)人，藏甲不數(shù)百”,或者“家奴數(shù)百”就敢起來造反，“雖至愚不為也”。而且這樣的大案，卻委命獄吏，大搞株連，大開殺戒，談遷認為，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擔心他們的存在，對朱家王朝的長治久安是個嚴重的威脅，“圖謀不軌”等等，只不過是他大搞株連的借口。所以對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的被殺，書中說：“帝之寢食可少安矣”。對藍玉之被殺，談遷引何喬遠的話說：“涼國公之亡也，豈不有狗烹弓藏之悲”!他自己也評論說，“藍國公非反也，虎將粗暴，不善為容。彼猶沾沾一太師，何有他望？……噫，功臣菹醢，安得止大樹之下！”另外，對張居正，盡管在他死后，明神宗朱翊鈞等廢除了他推行的新政，而且以“欺君背主”、“擅權”、“謀逆”等罪名，追回所賜璽書誥命，把他的罪狀榜示天下，并抄了他的家，但在《國榷》中，對張居正本人及其改革，還是做了比較公正的評價。書中認為，張居正有“蓋世才”,而且他很善于“盡人之才”。他之所以要進行改革，是為了挽救明王朝面臨的嚴重危機，是“志在富強”。他對當時的政治腐敗、一味姑息的局面，“力振其弊，務責實效”,“信賞必罰，捷于風雷”,“中外凜凜，毋敢以虛數(shù)塞責”,“威行萬里，坐致富強”。經過他十年的努力，使“海內肅清，四夷詟服，太倉粟可支數(shù)年，冏寺積金不下四百余萬”。當然，書中不少地方也批評了張居正，說他“刻削”、“嚴細”、“偏衷多忌”、“箝制言路”、“威權震主”等。但是，談遷認為，這些如果和他的成就相比，還是微不足道的，張居正是“功十而罪一”。書中對朱元璋的功績充分肯定，但對其專橫、殘暴、心胸偏狹、分封諸王等缺點錯誤，都直言無諱。對明成祖朱棣，一方面肯定他是“英主”,“遲暮之年，猶有壯氣”;另一方面，對他搞“靖難之變”及其濫殺建文諸臣、重用宦官、篡改《太祖實錄》等，則給予嚴厲譴責。
可見《國榷》一書，是私人修成的一部史料豐富翔實，分析深入精辟，觀點比較實事求是的史學名著。不僅是研究明史必讀之書，而且在我國古代史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書中有時雖也相信災異、相信天命報應，對農民起義也抱敵視態(tài)度，但是，它的貢獻成就仍是主要的。
《國榷》一書，一直只有各種舊鈔本，知者甚少。民國十四年(1925年),海寧張宗祥先生據(jù)蔣氏衍芬草堂鈔本、南京圖書館藏鈔本、盧氏抱經樓藏鈔本，互相校補后分卷，由中華書局鉛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