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集。十四卷。明清間孫奇逢撰。
孫奇逢，字啟泰，一字鐘元。生于明萬歷十二年(1584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直隸容城(今屬河北)人。萬歷十八年舉人。天啟中，曾積極倡救為閹黨陷害的東林弟子，義聲大震。明亡歸隱，辭不就官，居蘇門(今屬河南輝縣)夏峰村，四方學者歸之。湯斌、魏象樞皆其門人。哲學上初宗陸、王，晚年慕朱熹，成為兩家的調(diào)和者。撰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旨》、《讀易大指》、《理學傳心纂要》、《夏峰先生集》等。
是書十四卷。一、二卷為書，三、四卷為序，五至十卷為傳記等，十一、十二卷為詩，十三、十四卷為語錄?？煽醋魇瞧渖⒁娝枷氲囊粋€匯集。
書中談到作者對朱、王兩派的看法，以為可兼容并蓄，而這實際上是與歷史上以來的種種聚訟最后歸于一途是一碼事。朱熹說窮理，陽明說格物。但“所謂理也，外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遠而至于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由此言之，亦是求理于心，非就事物而求其理也?！薄瓣柮髦^革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如事父，不成向父上尋個事的道理，只盡吾心之孝，此固是求理于心。”(《答常二河》)因此，朱王入門雖然不同，但都歸于知之明，處之當，求信于心，共偕大道。同是終結(jié)，但異仍是必要的，如果先儒沒有同中之異，后人怎么下手做學問呢？就如同有春夏而沒有秋冬，有秋冬而沒有春夏，這怎么成呢？他反對后代學者的缺乏“融通之見”,以至失“原初之旨”,成為歧路，反之，寧可“寬收中而嚴析之”(《復魏蓮陸》)“謂專尊朱，而不敢遺陸、王，謂專尊陸、王，而不敢遺紫陽，蓋陸、王乃紫陽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無相悖?！?《與魏蓮陸》)至于提到學習的方法，他主張不要有意為之，即所謂“不宜有心立異，亦不必著意求同?！?《寄張蓬軒》)天論是學朱，還是學王，都要從各自的心性出發(fā)，打起全副精神，隨各人的時勢、身分，才能做得好。同時，特別要虛心體認，不必向人問什么津梁。要放得開心胸，不要亦步亦趨，如“顏(回)、曾(子)學孔子，步趣唯謹，孟子學孔子，離合而與之相究。故先儒云，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光?！?《答趙寬夫》)
是書許多篇章談治學之道，最突出的是下學上達。一方面要見出“大總腦”,總腦不清，便時時有難處之事；總腦理清了，則天下之物盡在我心。同時又說要始于“日用起居”,即下學。一切精義神會、達天知命，總是在于眼前的下學卑邇之中，“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nèi)，直造先天未畫前?！?《語錄·卷二》)上達即理，喻為天，下學即心，即日用飲食。達理是目的，但須通過心。另一方面，兩者又是統(tǒng)一的，即“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理學宗傳序》)“盡心知性以知天，而圣人之能事畢矣。”(《四書近指序》)因而，就不必分得那么清楚，因此說不離日月常行內(nèi)，直造先天未畫前。反之，“若分何時為下學，何時為上達，何處為卑邇，何時為高遠，便于道理割裂?！?《語錄·卷二》)。日常的學習當然也有主次之別，特別是“學問吃緊，當先透死生之關(guān)，此關(guān)一透，功名富貴自可不消費力”。(《語錄·卷一》)談到“頓”與“漸”的關(guān)系時以為頓是由漸而來的，天下之歸一日，道統(tǒng)之貫于一唯，都是漸成的，即“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寄張蓬軒》)漸也就是下學，頓則是上達。如此等等。而有關(guān)的哲學思想，都蘊含在其論學主張中。
該書常見的有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大梁書院重刊《孫夏峰先生全集》本。又載于《畿輔叢書》與《叢書集成初編》。較近的有商務(wù)印書館一九三九年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