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代，整個音樂文化都處在一個重要的發(fā)展階段，其主要表現(xiàn)是社會音樂實踐的豐富多樣和各種音樂觀念、音樂思想的共生、并存和發(fā)展?？傮w上看，周代音樂觀念、音樂思想的演進和發(fā)展大致可分成前后兩大階段，一是西周正統(tǒng)的禮樂思想，二是春秋戰(zhàn)國“百家爭鳴”的音樂思想。
西周的禮樂制度，一方面受到周以前的音樂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一方面又融進了周人社會政治現(xiàn)實的需要，因而西周禮樂制度在觀念形態(tài)上反映出了其內(nèi)涵的多層性和包容性的特點。禮樂思想作為西周正統(tǒng)的音樂思想，它包括“樂與天和、人和”及“樂與政和”兩大部分內(nèi)容?！皹放c天和”這種出自人類早期社會實踐的音樂觀念又是其中的核心。
音樂作為人類早期與自然和社會交往的工具，首先求得的是與自然的和諧，即“樂與天和”。這種音樂觀念在記述遠古及周代音樂文化的典籍中有清楚的反映。據(jù)《左傳》記載，黃帝氏族以云為圖騰，樂舞《云門》即是求得與自然界和諧。又，《呂氏春秋·古樂》認為，黃帝時“十二律”是得于“聽鳳凰之鳴”。帝顓頊依據(jù)“惟天之合”的“熙熙凄凄鏘鏘”之音而作《承云》。另據(jù)《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載，夏啟的樂舞也是“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因此，《呂氏春秋·大樂》總結(jié)說：“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有了“樂與天和”這個起點，音樂便能“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尚書·堯典》),進而“以諧萬民”,“以和邦國”(《周禮·春官》),并由此實現(xiàn)“樂與人和”和“樂與政和”的社會功能。音樂與自然的淵源關系，以及取自自然的和諧品質(zhì)即是音樂獲得社會文化功能的基礎。這種基本的音樂觀一直是西周禮樂正統(tǒng)思想的一根重要支柱。
至春秋開始，西周正統(tǒng)禮樂思想出現(xiàn)了危機。各種新的、不盡相同的音樂思想及音樂觀念層出不窮，相繼問世。其中有不少在文人、大夫的音樂主張中得到充分的張揚和爭鳴。從觀念形態(tài)看，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音樂思想及音樂觀念以音樂社會觀為主，大體有五種。其一，“以合神人”、“以節(jié)百事”的音樂社會觀；其二，“巫以通樂”的音樂社會觀；其三，合于自然“無為”的音樂社會觀；其四，“人倫”、“教化”的音樂社會觀；其五，“非樂”的音樂社會觀。
“以合神人”、“以節(jié)百事”的音樂社會觀，是西周禮樂觀念的延續(xù)?！吨芤住ぴァ吩疲骸跋韧跻宰鳂烦绲拢笏]之上帝，以配祖考?！边@種正統(tǒng)音樂思想在春秋各國中仍很有影響。據(jù)《周語·周語下》載，周景王的樂師州鳩曾說道：“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凡人神以數(shù)合之，以聲昭之，數(shù)合聲和，然后可同也?！庇?，《左傳·昭公》二十年載，春秋齊相晏嬰說：“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鼻貒坚t(yī)也認為：“先王之樂，所以節(jié)百事也?！?《左傳·昭公》元年)
“巫以通樂”的音樂社會觀繼承了原始音樂社會職能中通天地鬼神的一面，并同商代“巫樂”觀念一脈相通。這種音樂觀念比較集中地反映在春秋晉國樂師師曠的音樂活動和言論中。在他看來，音樂仍然是人神交通的媒體。它不僅是降神的手段，而且可預卜兇吉，在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起到或兆或鑒等不同的社會作用?！蹲髠鳌は骞肥四曛杏袔煏纭按德芍獌醇钡挠浭觯骸皶x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庇?，《韓非子·十過》還描寫了師曠為晉平公彈奏巫樂的情景。師曠“援琴而鼓”《清徵》,經(jīng)他奏后，引來玄鶴十六只，“延頸而鳴、舒翼而舞”。接著師曠再奏《清角》,頓時風云突變，大風驟起，大雨滂沱，撕裂帷幕，打碎禮器，損毀宮殿。結(jié)果晉國大旱三年，而平公也大病一場。
合于自然“無為”的音樂社會觀，是一種強調(diào)音樂的自然屬性的音樂觀念。它將原始音樂交合于天地自然的一面推衍到一種理想化的程度。這種音樂觀念以道家的老子和莊子為代表。老子肯定音樂自在的和諧本質(zhì)，認為音樂難以名狀，存在于“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二十一章》)之中，因而它是“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老子·三十五章》)的“大音希聲”(《老子·四十一章》)。同樣，莊子崇尚自然，“法天貴真”(《莊子·漁文》)。他推崇的是具有自然和諧品格的“天樂”。他說：“推于天地，通于萬物”,“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天道》)進而他借焱氏之口解釋說，所謂天樂，是“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莊子·天運》)由于老莊音樂觀強調(diào)的是音樂的自然品性的一面，因此，對音樂被強為人意，或用于鋪陳，或用于人倫教化等枝葉末節(jié)方面，及將音樂非自然品性化的禮樂社會觀予以了抨擊，認為那樣只能“屈折禮樂”,“失其常然也”。(《莊子·駢拇》)這樣的音樂“五音令人耳聾”(《老子·十二章》),僅僅是“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莊子·天道》)
“人倫”、“教化”音樂社會觀的代表人物是儒家的孔子、孟子和荀子。他們都強調(diào)了禮樂思想及其音樂的教化和社會規(guī)范作用，尤其彰明了“仁”在音樂中的意義?？鬃诱f：“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孟子也認為“仁”、“義”是音樂的根本：“樂之實，樂斯二者(仁、義)?！?《孟子·離婁章句上》)有關音樂的教化，孔子說：“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孟子也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孟子·盡心章句上》)他們竭力將音樂的教化功能再推廣并服務于社會。在孔子那里，音樂成為“明禮”、“成人”、“為邦”和“移風易俗”的重要手段。孟子也強調(diào)音樂有“獨樂”、“人樂”和“眾樂”的社會作用，并突出了“與民同樂”的社會和政治意義。戰(zhàn)國末期的荀子也強調(diào)“隆禮”,強調(diào)禮和樂的總體意義。同時，他還認為音樂與人性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他說：“樂者樂(快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荀子·樂論》)所以，音樂應該在教化中發(fā)揮作用，并維護君臣上下等級尊卑的社會秩序?！岸Y樂之統(tǒng)，管乎人心矣”;“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荀子·樂論》)
“非樂”的音樂社會觀的代表是墨家的墨子。墨子從音樂與社會的表面聯(lián)系出發(fā)，認為造成當時社會上享樂之風盛行的現(xiàn)實是儒家提倡禮樂治國的結(jié)果，而音樂的作用又首當其沖。據(jù)《墨子》中《三辨》、《非樂上》、《非儒下》及《公孟》等篇記載，墨子上考古往圣賢之樂，以為古訓是“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下度當事之樂，認為上至王公大人，下至農(nóng)夫婦人，如果“說(悅)樂而聽之，”必將“廢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因此提出了“非樂”的主張。同時，他批評儒者“好樂而淫人”,“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盛為聲樂以淫遇民”,抨擊統(tǒng)治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的享樂行為；并且將“治之廢”,“從事廢”及“虧奪民衣食之財”的社會原因歸結(jié)于音樂的社會作用上。在墨子看來，必須通過“非樂”,取消音樂活動來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實際上墨子“非樂”的音樂社會觀尚未能擺脫極端狹隘的功利實用傾向的影響。
在周代，士人、大夫的音樂社會觀已經(jīng)突破周以前那種渾然一體的局面，各種觀點“百家爭鳴”,盡管各種音樂觀都是對前代音樂觀不同方面的繼承和發(fā)展，盡管這些音樂觀的內(nèi)涵還不充實，論爭的內(nèi)容主要還在取消或保留音樂及音樂的社會功能方面。但是，不同的音樂觀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取向，并且在各自的發(fā)展中有了一定的理論建樹。尤其是儒家“人倫”“教化”觀以及道家的自然“無為”觀作為中國音樂美學思想的兩大源頭，對我國音樂思想的歷史發(fā)展產(chǎn)生著極其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