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國收回路權的風潮正在澎湃進行的時候，清政府一方面籌備立憲，借以拉攏資產階級上層紳商；一方面為解決財政困難，以官辦鐵路的名義，加緊推行“借債筑路”的政策。當時，一部分紳商鑒于商辦鐵路弊病叢生，“成路之期終無望”^[1],便附合清政府的主張，認為只要清政府立憲，接受議會監(jiān)督，借款筑路并非不可。但是，大多數紳商和廣大中下層群眾都看到了清政府假立憲、真賣路的陰謀，社會輿論對借債筑路莫不深惡痛絕，視“如鴆毒蛇蝎”?！洞蠊珗蟆房d《論官辦鐵路之惡果忠告郵部警醒國民》一文指出：“綜觀已往，默計將來，凡官辦鐵路，無一不與外人有密切之因緣，即無一不得喪權失利之惡果?！薄皢韬簦」俎k鐵路歟？官賣鐵路歟？吾敢質之當局?！?sup>[2]一語道破了清政府“官辦鐵路”的真相。
由于各地人民堅決抵制官辦鐵路，因此發(fā)生了一連串的官商爭路事件，諸如江蘇、河南兩省的徐開路、山東的膠沂路和煙濰路，云南的滇桂路和滇蜀路，以及最為突出的川漢路和粵漢路，等等。
如本書第四章收回粵漢路所述，1905年粵漢路贖回時所借英款，是由鄂、湘、粵三省攤還；在這一情況下，清政府允許三省自行籌款辦路。當年12月，三省代表會議：關于修筑粵漢路，三省“各籌各款，各從本境修起”,同時并舉^[3]。第二年8月，當三省紳民正集議招股進行時，清政府改變了主意，忽然諭令湘路公司說“鐵路系國家要政，仍應官督商辦”,并“著張之洞查明辦理”^[4]。當時三省情況是：湖南紳商最積極，鐵路公司成立最早；廣東有僑商資本，集資最快；湖北在張之洞的直接控制下，他一貫主張鐵路官辦，只許商人搭股。因此，三省中只有廣東爭得商辦，兩湖則由張之洞稟復清廷，遵旨“以官督商辦法行之”,而湖北境內的鐵路實際是官辦。湖北人民一直反對官辦，但扭不過張之洞，直到張之洞調入軍機處，湖北的商辦集股，仍受其影響，未得開展。
1908年7月，清政府忽然任命張之洞以軍機大臣兼充粵漢路督辦大臣，立即引起兩湖人民的疑慮。10月，清廷特頒諭令，命張之洞通籌粵漢路全局，專其事權，12月又命張之洞兼督鄂境川漢路。這步步緊逼的諭旨背后，實際是清廷在國際銀行團的唆使下，準備借外債，奪商路。清政府越來越和人民站在對立的方面。在1905年贖回粵漢路的斗爭中，表面上是“官民合作”,人民推動張之洞等官吏向列強收回路權，而今清政府公然勾結列強向人民奪路了。
張之洞受命之后，立即向外商洽談借款。1909年6月與英、法、德三國銀行團達成借款協議，后來又加入美國，成為四國銀行團，議借六百萬鎊。在達成借款草約后，張為迷惑人民視聽，宣稱“由官借款，而預定分其事，準商民買股”^[5]。但是人民是根本反對借款的。消息傳出，湖廣人民一片反對之聲。兩湖留日學生通電上書，出版《湘路警鐘》,宣傳拒款保路。湖南諮議局議員八百二十人聯名呼吁“鐵路借款，湘人決不承認”^[6]。龍璋、譚延闿等組織“湘路集股會”,加緊募股，抵制借款。此后，革命黨人文斐、文經緯、王猷、吳作霖等聯合部分紳士在長沙發(fā)起組織鐵路協贊會，以爭路為名，暗中進行革命工作。
湖北方面發(fā)動較遲，至1909年10月初張之洞病死后，民氣突然高漲。這時適逢諮議局成立，湖北留日學生代表張伯烈、夏道南回到武昌，于是拒款運動頓時沸騰起來。11月5日、14日，連續(xù)召開紳商軍學各界大會，從社會名流到醫(yī)卜星士、工農士兵，都踴躍與會，登臺演說，探囊捐錢。會后公舉張伯烈、劉心源為入京請愿代表。送行時，軍人陶勛臣拔刀斷指，以示決心。劉、張等到京聯合兩湖京官向郵傳部尚書徐世昌進行說理斗爭。1910年1月底，大清銀行副監(jiān)督黎大鈞等也上書要求鄂路準歸商辦。3月19日，徐世昌在私宅召見黎大鈞、劉心源、張伯烈等，聲稱湖北集款不足，必須借款。代表據實駁辯，遭到徐的責罵。代表被逐出大門，張伯烈等不肯退去，一連幾天幾夜，踞坐徐門，哀號痛哭，“不飲不食，不遂其志不止”^[7]。與張伯烈的“哭廷”同時，“湖北有可能釀成大亂”的消息，不斷傳到北京，而且傳說有陸軍將校參加。清政府這才著了慌，3月24日，郵傳部批準設立商辦鄂路公司。略早于湖北，清政府也被迫同意了湖南粵漢路商辦。
兩湖人民的斗爭似乎勝利了，但清廷與四國借款協定并未廢除，“批準商辦”不過是緩兵之計；不久，就又施展出扼殺“商辦”的手段來了。郵傳部限令湖北鐵路協會于六個月內籌足路款，成立公司，到期無成則仍借款官辦。這樣苛刻的條件當然很難做到。到9月時，湖北商辦鐵路公司才勉強組成，路款也沒有籌足。不久，股東間又因故發(fā)生紛爭，公司宣告解散。這樣就給清政府造成了取消商辦原案的借口。這期間，四國銀行團向清政府催逼就前成草約正式簽押。到1911年5月，清政府就正式宣布“干路均歸國有”的政策，撤銷了全國所有商辦鐵路干線的成案，從而激起了更大規(guī)模的保路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