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評論家。他于1882年出生于巴黎，是法國國防政府和梯也爾政府中外交部長于勒·法弗爾的孫子。他從小在一個信奉新教、思想自由的共和黨人的家庭里長大，年輕時在巴黎大學學習，曾相繼獲得文學和自然科學學士學位。之后又向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學習哲學。在那里，他認識了他未來的夫人拉伊莎·烏芒索夫。1905年取得哲學教師銜級證書。不久他改信天主教。拉伊莎·馬里丹也同樣改信天主教。他通過萊昂·布盧瓦成了夏爾·貝璣、歐內斯特·普西夏里和亨利·馬西斯的朋友。馬里丹在德國海德堡研究了兩年生物學之后，又在多明我會修士克萊里沙克指導下專門研究托馬斯主義，并很快成為法國最引人注目的信奉天主教的教師之一。從1914年起，他在巴黎天主教學院講授現代哲學。接著取得天主教大學名譽哲學博士學位，1918年被選為圣-托馬斯-達基天主教學院院士。在這期間，他只寫過一部著作《柏格森哲學，批判的研究》(la Philosophie berg-sonienne,études critiques,1913)。他在宗教方面傾向于整體主義，而在政治上又贊同《法蘭西行動報》的觀點，他在即將成為《法蘭西行動報》的名人之一時，卻因此遭到了梵蒂岡教廷的譴責而脫離該報。
直到1933年馬里丹去加拿大的時候，他才在一些著作中闡述了他的新托馬斯主義的哲學原理。這類著作有《藝術與經院哲學》(Art et scolastique,1920)、《哲學要素》(éléments de philosophie,1920—1923)、《反現代》(Antimoderne,1922,這個書名后來成了他的所有信徒和友人的共同口號)、《論智慧及其固有的生命》(Réflexions sur l'intelligence et sur sa vie propre,1929)、《宗教與文化》(Religion et culture,1930)等。
1933年，他被任命為加拿大多倫多中世紀研究院的研究員。與美洲新大陸的首次接觸，對他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從此他相繼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以后沒有再返回歐洲。他在美洲寫下了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如《論基督教哲學》(Dela philosophie chrétienne,1933)、《關于存在與思辨哲學基本原理七篇講義》(Sept Le?ons sur l'être et les premiers principes de la philosophie spéculative,1934)、著名的《科學與智慧》(Science et sagesse,1935)、《詩歌的界限》(Frontières de le poésie,1935)、《意識問題》(Questions de conscience,1938)、《猶太人在各民族中間》(les Juifs parmi les nations,1938)等。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1943年至1944年，他主持了紐約法蘭西高等研究院的工作，暫時把他的宗教研究工作擱到第二位。關于宗教方面的著作只有《關于精神寓于肉體之中的四篇論文》(Quatre Essais sur l'esprit dans sa condition charnelle,1939)、《信仰之懺悔》(Confession de foi,1941)、《基督教與民主》(Christianisme et dé-mocratie,1943)。他首先考慮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大問題是他的祖國所遭遇的災難。為此，馬里丹寫了幾部著作，如《論政治的正義》(De la justice politique,1940)、《人權與自然法》(les Droits de l'homme et la loi naturelle,1942)、《一種人道主義政治的原則》(Principes d'une politique humaniste,1941)、《經歷災難》 (à travers le désastre,1941)、《經歷勝利》(? travers la victoire,1945)等。這些作品表明了他堅定的立場——激烈反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和法國維希政權。
1945年，馬里丹被法國政府任命為駐梵蒂岡教廷大使，直到1948年才去職。在這期間，他沒有中斷創(chuàng)作，寫了不少著作，如《為了正義》(Pour la justice,1945)、《圣保羅的思想》(la Pensée de saint Paul,1947)、《人與公有財產》(la Personne et le bien commun,1947)、《在十字路口的教育》(l'éducation à la croisée des chemins)、《理性與理由》(Raison et raisons)、《關于美洲的想法》(Réflexions sur l'Amérique)等。1963年，法國政府給他頒發(fā)了國家文學大獎。他后來寫的《加龍河的農夫》(le Paysan de la Garonne,1966)可以證明他的這種思想沒有絲毫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