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章制作工藝來看，魏晉南北朝官印乃是漢印體系的衰落，所以朱簡《印經(jīng)》說印章“濫于六朝”。但是，從印章藝術審美的角度來看，這一時制作荒率的官印，卻又別開一種新的審美類型。事實上，后世文人藝術家引為典范的 “將軍印”(或稱“急就章”),其精品即多出于這一時期。換言之，正是由于當時對官印實用性、制作簡易性的強調，打破了以往官印制作刻意求工、專務平整的總體格局，而于草率之中流露出了不假修飾的真情奇趣，這是對先秦古璽中奇肆一路印風的張揚。
這批鑿刻而成的官印，其審美形式極為豐富多彩。我們可以從藝術的角度將這四百年的官印分析為兩類四式：
第一類是端正工穩(wěn)的，它來源于對漢代鑄印印風的直接追求，是魏晉南北朝官印沿循漢制的最好例證。這一大類中包括兩種樣式，第一是瘦削猛利式，例如曹魏官印“武猛中郎將”、晉官印“觀雀臺監(jiān)”等等；第二是豐厚含潤式，例如魏朝官印“冗從仆射”、晉官印“洛陽令印”等等。第二類是恣肆奇崛的，它來源于當時印章制作的草率和對篆書的陌生，是魏晉南北朝官印的特征所在。這一大類中也包括兩種樣式，第一是恣縱欹側式，例如北漢官印“建武將軍章”、“凌江將軍章”等等；第二是收斂稚拙式，例如梁官印 “伏波將軍章”、北魏官印 “武毅將軍章”等等。在這兩類四式官印中，漢繆篆所殘存的摹印篆筆意已消失殆盡，而且，篆書印文的訛誤也是舉不勝舉。更有甚者，從曹魏時期的“掖庭丞印”到晉官印“零陵太守章”,從南朝的 “鎮(zhèn)北將軍章”、“南陽太守章”(劉宋)到北朝的“武始太守章”、“安平護軍章”(北魏),我們可以看到，隸書、真書或篆隸真摻用，在當時的官印中已不鮮見，并且頗有奇趣。
概言之，上述種種鑿印的審美形式，其共同的美學特征，乃是后世文人藝術家所竭力追求的直拙與骨力；尤其是其中的第二類及隸書、真書官印，更見其隨意、爽利與天真。清人傅山論書曰： “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边@不正可以用來說明魏晉南北朝官印之美么！
如果說，商璽、先秦古璽是一種元初混沌之美，秦印體現(xiàn)了儒、法之美，漢印體現(xiàn)了儒、道之美，那么，魏晉南北朝的這批鑿印，直是道家所崇尚的真率之美的典型代表。
《莊子》說： “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運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這道出了道家審美理想的核心內容，即以與天地萬物的自然性相同一的、不加人為修飾的真情本性為美。后人在注疏《莊子》時進一步發(fā)揮說：“夫大禮與天地同節(jié)，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真，率性而往，況冥同生死，豈存哀樂于胸中！而子貢方內儒生，性猶偏執(zhí)，唯貴粗跡，未契妙本?！?成玄英語)這就是說，任真率性，不拘不執(zhí)，得意忘形，才是契于妙本的真正的美。而自曹魏正始年間形成“玄風”之后，道家的這種美學思想便日漸深入人心，以至于成為魏晉時期所崇尚的人生態(tài)度和人物品藻的標準?！妒勒f新語》載：“裴令公有俊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這種不修邊幅、以本色為美的任真，正是道家美學思想的生動體現(xiàn)。誠然，我們不能說魏晉南北朝官印一定是在這種美學思想的指導下創(chuàng)造出來的，但毋庸置疑，后世藝術家卻正是依據(jù)這種美學思想來接受這批鑿印的。進而言之，魏晉南北朝官印與漢印一脈相承，這是它的“有俊容儀”的一面，而它的直接鑿刻、率意恣肆，則又可以視為其“脫冠冕、粗服亂頭”的一面。如此草率的鑿印能夠作為官方的頒授之物，這難道真的與當時的美學思想毫無關系嗎？
在印史上，從商璽到先秦古璽、到秦印、到漢印、再到魏晉南北朝印，這一過程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印章文化日漸生活化、實用化的演變趨勢，它與古代書藝的演變過程同步。而在美學上，從商璽到魏晉南北朝印的印風演變過程，恰好又是與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的演變過程相吻合的。先秦古璽中的恣肆率意的印風，只是當時眾多風格中的一種，猶如道家只是當時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魏晉南北朝鑿印的恣肆率意的印風，卻是這一時期印風的主流，猶如道、釋思想是當時影響最大的思想。如果說，道家學說是一種形成于亂世、也最容易流行于亂世的思想，恣肆率意的印風是一種產(chǎn)生于亂世、也只有于亂世才能盛行的印風，那么，至少在這個意義上，魏晉南北朝鑿印與道家美學思想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是顯而易見的。

魏晉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