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是歐洲諸國中受儒家思想影響最大的國家?？鬃铀枷胱允呤兰o初由傳教士傳入法國之后，在法國資產(chǎn)階級啟蒙運動時期甚至在法國大革命中為法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提供了思想資料，對法國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法國百科全書派的領袖霍爾巴赫、百科全書的主編狄德羅、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重農(nóng)學派的元祖魁奈等人都對儒家思想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情并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后，法國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而逐漸步入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成了其重要特征之一。而中國卻還滯留于封建社會，裹足不前。于是法國對中國的仰慕之情便逐漸被掠奪之心所取代。這時法國人對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與目的均與以前大不相同，轉(zhuǎn)而與侵略活動相配合，甚至直接為法國對華的文化侵略服務。
在歐洲，法國是較早開始搜集漢籍的。僅巴黎的國立圖書館所藏各種刊本、寫本漢籍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已達一萬冊以上。豐富的漢籍收藏為法國的漢學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資料。這使得法國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仍處于傳統(tǒng)漢學研究的國際領先地位。當時法國最著名的漢學家是沙畹(1865—1918)教授。他被學人推為一代大師，他致力于中國史學的研究，曾部分翻譯了《史記》,對《禮記》、《周禮》、《書經(jīng)》、《左傳》等也很有研究。他曾來中國周游齊魯故地，瞻仰了孔孟廟堂并憑吊了太史公陵墓。此外，1911年任法國遠東學院教授的漢學家馬伯樂(1883—1945)的研究也有影響，他研究《易經(jīng)》、《書經(jīng)》等儒家經(jīng)典，認為六經(jīng)皆史；另一漢學家葛蘭言(1884—1940)著有《中國思想史論》,此書論及儒、墨、道、法各派，認為儒家學派是重在增進人民幸福的。其他如曾在中國的河間府布道的顧賽芬(1839—1919)神甫，曾翻譯了“四書”、《詩經(jīng)》、《禮記》、《春秋左傳》和《儀禮》。高本漢研究《周禮》、《詩經(jīng)》;格拉勤研究《詩經(jīng)》;吳康研究春秋，也都卓有成效。法國著名史學家桑戴克在其所著《世界文化史》一書中對孔子的宗教觀進行了研究，指出孔子非宗教領袖，未創(chuàng)之宗教，且認為孔子思想在抵制宗教在中國的影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開始把目光更多地轉(zhuǎn)向中國的近現(xiàn)代和當代狀況，并且作為歐洲第一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法國的對華政策也大大地推動了對中國的研究。一些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和當代問題的研究機構應運而生，如建立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當代中國研究文獻中心”和“東亞語言研究所”以及由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教員組成的“中國研究中心”、由巴黎第八大學教員組成的“漢學綜合研究所”等，一些并非專門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機構中，也設立了研究現(xiàn)代中國小組。他們的研究所涉及的問題范圍非常廣泛，包括了社會、政治、經(jīng)濟、歷史語言、文學等各個領域，并出現(xiàn)了一批在各自領域內(nèi)學有專長、成績較大的研究人員。但這畢竟是更多地關注中國，對儒家思想的研究顯得很不充分。而與此同時，六十年代以來，一批由老一輩漢學家培養(yǎng)起來的傳統(tǒng)漢學工作者稍稍彌補了這一不足，這些研究人員正處于事業(yè)大發(fā)展的階段，其中以謝和耐成就最大。
謝和耐師承戴密徽，曾在巴黎大學長期擔任中文系主任，現(xiàn)代亞洲學院院長，并為法蘭西研究院院士。他還在法蘭西學院擔任中國社會文化史講座教授，講授“宋明時期中國教育史”、“從十一到十八世紀史料看中國的教育與社會”等專題。他寫過許多專著和論文，其中以《中國社會》、《中國與基督教》兩部著作獲國際漢學界之矚目。吳德明曾任巴黎第七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主任，現(xiàn)已退體，但仍擔任巴黎高等漢學研究所所長之職。他專攻中國古典文學，著有《司馬相如及其賦》、《〈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評注》,并參加了《宋代出錄》一書的編纂工作。此外，在傳統(tǒng)漢學研究中成就較大的學者還有以研究中國古代政體和政治思想為主的汪德邁，著有《法家的形成：對古代中國的一種政治哲學結構的研究》、《王道：關于古代中國政體精神的研究》。還有一些漢學家在中國古典名著翻譯方面獲得一定成就。稍早一些的康德謨對中國經(jīng)學之研究、史坦因的《春秋繁露》之研究在巴黎大學的中國學研究所中也是比較有名的。1973年版的拉魯斯《大百科全書》在孔子專條中，對孔子所處的時代、生平、思想特別是教育思想及儒學的發(fā)展，作了系統(tǒng)的介紹和論述，從孔子一直到當代孔子思想研究專家馮友蘭，可謂當代法國儒學研究的代表作。
值得注意的一個現(xiàn)象是從七十年代以來，法國傳統(tǒng)漢學出現(xiàn)一些新氣象，學者們打破了長期獨立研究或師生相傳的傳統(tǒng)，組織起一批專題研究組。如1973年成立的蘇運鳴領導的“敦煌手稿研究組”、施舟人領導下的“道教研究組”及1975年建立的“中國歷史與文學研究組”等，這無疑有助于傳統(tǒng)漢學研究的走向深入。曾經(jīng)為法國漢學的建立做出過歷史貢獻的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至今仍在漢學界占有一席之地。他們組建私人性質(zhì)的“利瑪竇研究所”做了不少工作，設在臺灣的分所研究商代金文，中國哲學、佛教、道教，在巴黎的人員則以研究中醫(yī)的哲學思想為主。在這一時期，一些漢學界研究人員還把對中國的研究與受漢文化影響的周邊國家的研究結合起來，如陳慶浩等發(fā)起整理和研究越南、日本、朝鮮等國的漢文資料。
總的看來，六十年代以來法國傳統(tǒng)漢學研究方面已失去了它在本世紀之初的領先地位，特別是年輕的研究人員大都對二十世紀的中國研究不感興趣，因而使傳統(tǒng)漢學后繼乏人的問題更顯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