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由于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中國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并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加深了農村經濟的國際化程度，使農村進一步成為帝國主義推銷商品、吸取原料的市場。
帝國主義向中國傾銷商品，大部分為日用消費品，以1920年為例，消費資料占進口貨物中的71.5%。大量日用品傾入農村市場，進一步排斥了家庭手工業(yè)，使農民不得不用農產品換取日用品，加深了對洋貨的依賴。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又采取種種辦法，迫使農民放棄原有的生產，種植和出售帝國主義所需要的原料，使農村商品生產為帝國主義需求所制約。原料生產的增加，必然造成谷物生產的縮減，又給帝國主義制造了傾銷剩余農產品的條件，使中國農業(yè)生產陷入更加深刻的危機。帝國主義不僅用工業(yè)品，而且用農產品，排擠和打擊中國農業(yè)生產，使農村日益破產，廣大農民生活瀕于絕境。
在帝國主義加緊侵略的同時，農村封建勢力也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中國封建土地制度極端不合理。10%的地主、富農占有土地70%—80%,70%的貧農沒有土地或很少土地，只得向地主租地，受著地主階級以地租為主要形式的殘酷剝削。無論地租的形式如何，一般都占收獲量的50%以上，更高的達到60%—80%,最高的達到90%。農民除了受地租剝削外，還要受高利貸資本的剝削。農村借債戶，一般占全村農戶的50%—70%,農村放債者有地主、商人、軍閥、官僚，也有專門的高利貸者。利率很高，年利往往在20%—80%左右，也有超過100%。除此一般情況之外，還有特殊的高利貸剝削。借數不足、預扣利息，滾利作本，按日收利，鴿子地(以土地抵押)、孤老錢(每月按算術級數倍增之)、標谷制(借谷一擔，以一年中最高價格折現，以最低價計算還糧食，利息5—7分),青苗利(以田中未成熟之青苗作保)等，其剝削程度，比地租有過之而無不及?？辆桦s稅是封建軍閥對農民進行掠奪的重要手段。在這一時期，除了田賦正稅有所增長外，附加稅的增加往往超過正稅的數倍。田賦負擔加重還表現在預征上，預征數年的很普遍，有的地方甚至預征到三十多年。由于軍閥混戰(zhàn)，復征現象相當普遍，原來的軍閥征收過了，新軍閥又要征收。這些賦稅地主階級利用其特權往往都轉嫁到廣大中、貧農身上。除了橫征暴斂外，廣大農民還要受到封建軍閥部隊的兵差、兵禍的痛苦。加上天災人禍，農村凋敝，農民破產，饑民成千上萬，以草根樹皮為食，甚至發(fā)生人吃人的慘劇。從而激化了農村的階級矛盾，加強了廣大農民對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封建軍閥的反抗，許多農民不得不鋌而走險，奮而求生，一旦得到無產階級的領導，就會形成波瀾壯闊的農民運動。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除了集中力量開展工人運動外，一些共產黨員開始注意農民運動。1921年下半年，沈定一等便在浙江省蕭山縣衙前村從事農民運動。1921年9月，成立了農民協會，發(fā)表了《宣言》和《章程》。指出：“本會與田主地主立于對抗地位”,“凡生產工人及社會主義勞動者，本會都認為極良好的朋友”,“會員每年交納租息的成數，以收成及會員平均的消費所剩余的作標準”,并提出土地應該歸農民使用，“歸農民所組織的團體保管分配”①。衙前農民協會成立后，領導農民進行抗租減租，反對奸商壟斷米價，取消地主苛例的斗爭。年底，農民協會發(fā)展到蕭山、紹興兩縣八十多個農村。最后被地主階級和反動軍隊鎮(zhèn)壓下去。
農民運動發(fā)展較早，規(guī)模較大，影響較深的是彭湃領導的廣東省海豐縣的農民運動。
彭湃(1896—1929),廣東海豐縣人，原名天泉，又名漢肓，出身大地主家庭，1917年赴日本留學，積極參加中國留學生的救國運動，改名為彭湃。1920年回國，1921年任海豐縣教育局局長，并出版《赤心周刊》,宣傳革命理論，被軍閥、土豪撤銷職務，旋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彭湃雖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他看到地主壓迫農民的殘酷，非常同情農民的痛苦，特別是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便積極從事農民運動，成為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
海豐農民和全國農民一樣，深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生活十分困苦。在辛亥革命前，海豐的農民一直是在清朝的皇帝、官僚、紳士和田主的壓迫下，農民怕地主紳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貓的樣子，終日在地主的斗蓋，紳士的扇頭和官府的鎖鏈中呻吟過活②。但在這一時期，貧苦農民已經有反抗的要求，三合會秘密結社之盛行，幾乎遍及全縣。1885年曾發(fā)生過洪亞重領導的數千人農民暴動，后被清政府鎮(zhèn)壓下去。辛亥革命時，陳炯明利用三合會的勢力而取得了都督、省長、陸軍部長、總司令等重要職務，掌握了廣東的實權。所有海豐的陳氏家族，也隨著陳炯明占據了一部分政權和軍權，以鞏固個人的地位。他們不但在別的地方刮地皮，在家鄉(xiāng)也一樣。所以海豐農民就增加了無數軍閥、官僚、新官兒、政客、貴族及新興地主階級(即地主兼軍閥)的壓迫。他們不但不能脫了地主階級的斗蓋、紳士的扇頭、官僚的鎖鏈，并且增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護弁及手槍的恐嚇。過去農民與地主發(fā)生爭議，地主不過是票官究辦，現在新興地主階級用直接行動毫不客氣的毆打、逮捕、或監(jiān)禁這些農民，也可以直接迫勒抵租和強派軍餉，使農民苦不堪言。海豐縣有人口四十萬人，約七萬戶，其中農戶約五萬六千戶，其中自耕農約占20%,半自耕農約占25%,佃農約55%。由于帝國主義勾結軍閥連年戰(zhàn)爭，軍費負擔，苛捐雜稅的負擔加重，使許多自耕農入不敷出，不得不變賣土地以應付生活，結果逐漸淪為佃戶。不少貧苦農民甚至被迫嫁妻賣兒以抵租債，實在無法生活時，便逃往城市出賣勞動力當“苦力”,甚至也有鋌而走險上山為“匪”。彭湃發(fā)現海豐農民中蘊藏著雄厚的革命力量，于是他下決心從事農民運動，想盡各種辦法接近農民、組織農民。彭湃的家庭是海豐縣的大地主，每年收租千余石，受剝削的農民不下五百余人。因此當他下決心從事農民運動工作時，遭到全家人的反對，同族人同村人也討厭他，但他置之不理，并且放棄在《陸安日報》上進行筆戰(zhàn)，下決心到農村去做實際農民運動工作。在開始時，他身著學生洋服和白通帽，一派官貴子弟，農民以為是下鄉(xiāng)收捐或收賬的，對他敬而遠之，沒有人愿意接近他。后來他經過反復思考，覺得自己對農民所說的話“太過于文雅了”,農民聽不懂，所以就把許多書面的術語改為通俗話。另外自己的面貌和服裝與農民不同，農民深受面貌服裝不同者的壓迫和欺騙，就懷疑是他的敵人。因此總是不喜歡和接近他。于是他乃改穿較為質樸的服裝，用通俗的語言，到農民往來最多的十字路口去宣傳。開始時，愿與他談話的農民每天約有十余人，聽他演講的有三四十人。有些紳士為了反對他，便造謠說他有神經病，企圖阻止農民去聽他演講。但他堅持不懈。有一天，彭湃專講農民如能有了團體，把自己的力量團結起來，就可以實行減租，那時地主是一定敵不過我們，只有束手待斃，什么“三下蓋”、“伙頭雞”、“伙頭錢”、“送家交納”、“鐵租無減”、“加租”、“吊地”種種壓迫都可以免除凈盡。突然一個農民說：請你們“名合”(彭家一店號)“不來逼我們舊租，我才相信你是真的”。這時另一青年農民卻說：你這話卻錯了，你是耕“名合”的田，“名合”如能減租，不過是你的利益。我呢，不是耕“名合”的田，怎么辦呢？所以我們現在不是去求人的問題，是在我們能否團結的問題。好像看棋一樣，誰的度數行得好，誰就勝利，倘自己毫無度數，整天求人讓步，也是失敗的。今日不是打算你個人的問題，是打算多數人的問題。彭湃聽了很高興，就問他的姓名，名叫張媽安，并約他晚上詳談。當晚他們在閑館細談，張說：我們聽見你演講以后，每每與鄉(xiāng)村里頭未睡醒的人駁論，他們總是怕您說謊，我們有幾個很相信你說話。彭湃便請他約朋友來談話，一共來了六個人。彭湃一一問了他們的姓名，便談起農民運動問題。彭湃說：我天天下鄉(xiāng)去宣傳，農民總是不理我，總是不愿意和我多談點話，你們有何辦法？林沛說：第一是農民不得空閑；第二是先生的話太深，有時我也不曉；第三是沒有熟悉的人帶你去。最好是晚間七八點鐘的時間，農村才得空閑，我們可在這時候去，你所說的話要淺些，或由我們帶路。林沛還說“你到鄉(xiāng)村去宣傳，切不可排斥神明”。彭湃聽了很高興，李老四說：我們幾個先成立一個農會，將來有人來加入，那就不用說，如無人加入，我們也不要散。彭湃立即表示贊成。第二天，彭湃由張媽安、林沛兩位農友帶路到赤山約附近農村去宣傳，聽眾越來越多。經過一個多月，加入農會的已有三十多人。農會便在鄉(xiāng)村為農民辦實事，如調解農民爭端，反對地主加租易佃，反對城市土霸勒索等等，使鄉(xiāng)村的政治勢力逐步由土豪紳士之手轉移到農會。
1922年9月，加入農會的農民已有五百多人，其中赤山二十八鄉(xiāng)為最多，于是成立了赤山約農會，并推舉黃鳳麟為會長。會后，加入農會的人更多，由赤山約而平崮約、銀鎮(zhèn)約、青湖約、西河約、公平約、舊墟約……十余約，都成立了約農會，把縣城東西南北都包圍起來，于是彭湃等便積極籌備成立海豐縣農會。1923年1月1日，海豐縣總農會正式成立，選舉彭湃為會長，楊其珊為副會長。農會設有財政、庶務、教育、衛(wèi)生、宣傳、交際、農業(yè)、仲裁等部，注重解決農民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如教育部創(chuàng)辦農民學校，專教農民會記數，不為地主所騙，會寫信、會珠算，會寫食料和農具的名字，會辦農會等，深受農民歡迎，不到一個月，就辦了十余所農民學校。仲裁部負責解決民事糾紛，類似農村的政權機關。海豐總農會成立后，農民運動發(fā)展很快。當時海豐縣縣長翁桂清(陳炯明的親信),他不贊成農會，也不敢解散和禁止農會，彭湃等便領導農民開展減租運動和反對土豪劣紳把持市場管理權的斗爭。
海豐縣城內有一惡霸地主朱墨，平素交官接府，頗有勢力。他欲給公平區(qū)黃泥塘鄉(xiāng)余坤等六個佃戶加租。余坤等所耕之地系“糞質田”(即先租，向地主批耕時先有銀給地主為質，如沒有欠租，地主不能收回耕地，也不能加租),地主故意加租，太無道理，便罷之不理。朱墨大怒，派奴役到余坤家大鬧，余坤向農會報告，并提出彼既欲加租，不如辭還，農會支持其行動。朱墨便以“佃滅主業(yè)”向法庭起訴。法庭推事派法警攜傳票傳余坤等質訊，并任意勒索銀錢。農會則幫他們打官司，結果余坤等勝訴，引起惡霸地主的恐慌，他們成立了糧業(yè)維持會與農會作對。他們以法官受農會運動，不顧業(yè)主血本為名，集體向法官質問，并揚言如不把農民鎖起來，將予以相當對付，在他們的脅迫下，法官張澤浦唯唯諾諾，即派人到農會傳余坤等堂訊。余坤等六人到法庭，法官即上堂訊，地主來旁聽者七八十人，張推事被其所威嚇，對余坤等六人，并未如何訊問，就叫法警把余坤等六人收監(jiān)，并加以鐐銬，地主大歡而去。農會聞訊，以該分庭法官，膽敢玩視法律，擅自押人，違法已極，以執(zhí)法者違法，民眾當不認其為執(zhí)法之官，非訴以武力不可。乃召集附近各會員，召開會議，決定向法庭請愿。當夜下動員令，派出四十個農友，分擔東西南北四部，通知各鄉(xiāng)農友于次日上午集合。第二天，有六七千人參加，彭湃說：“農友無罪，被法庭枉押，法官違法，我們應認定此事不是余坤個人的事，須認為我們農民一階級的事。余坤如失敗，十余萬農友皆失敗，余坤勝利，就是十余萬農友的勝利，生死關頭，愿各奮勇前往請愿，湃先死與俱?！雹郛斦堅戈犖榈竭_法庭門口，縣公署派武裝把守門口，企圖阻止農友進去，農友不顧一切沖了進去，到達法庭會客廳時，農會就選派二十名代表與推事談判，提出三個條件：第一，將枉押農民放出；第二，燃炮鼓樂送被枉押農民出去；第三，推事應向農民道歉。起初推事多方推諉，后不得已放人，農民高呼“農民萬歲”、“打倒地主”之聲，震動全城。
海豐總農會經過這次的請愿和示威，農民已經認清農會是代表農民本身利益的機關，同時對地主階級的仇恨更加深。農會的聲勢，也播揚到附近各縣，要求入會者紛至沓來，實有應付不暇之勢。紫金、五華、惠陽、陸豐等縣的農民加入農會的逐日加多，乃由海豐總農會改組為惠州農會聯合會，各縣設縣聯合會。不到兩個月，又發(fā)展到潮州、普寧、惠來方面去。后來又改組為廣東省農會，各縣設縣農會。
海豐農民運動是廣東農民運動的先導，也可以說是廣東有組織之農民運動的開始時期。1924年國民黨改組時，確定了三大政策，積極從事農民運動。彭湃利用擔任國民黨農民部秘書之便，把海豐農民運動推向全省，廣東農民運動進入發(fā)展時期。1924年7月至1925年年底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先后舉辦了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著重培訓廣東省農民運動的骨干，畢業(yè)后，以農民運動特派員的名義派往全省各地，有力推動了全省農民運動的發(fā)展。至1925年5月，全省有農民組織的縣，共有二十二縣，有組織的農民達到二十一萬人以上。1925年5月1日，舉行廣東省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到會代表117名，通過農工聯合、加入國民黨、經濟問題議決案，農民協會今后進行方針議決案，農民自衛(wèi)與民團問題議決案，并發(fā)表擁護革命政府宣言，廣東省農民協會成立宣言等。在這一時期，廣東農民竭力協助革命政府平定商團和第一次東征。廣寧、花縣農民，因要求減租，與地主發(fā)生沖突。廣州市郊農民，因爭市長選舉權，舉行示威游行。與此同時，反動勢力亦加強對農民運動的迫害，農村中的沖突事件日益增多，廣寧、花縣、東莞、寶安、順德、番禺等縣尤為激烈。廣寧農運干部被地主殺害的達十二人，順德被反動軍隊殺害的二十多人。這時農民本身有依賴政府和軍隊的心理，未能注意自身力量的發(fā)展。在組織上，未能使全省各級農民協會發(fā)生密切關系，不能充分做宣傳工作，對小地主、小商人、工人、學生未能很好聯系，成為孤軍奮斗。
全省農民協會成立之后，農民運動有了中心機關，發(fā)展更為迅速。 自1925年5月至1926年5月，一年之內，有組織的農民，已由二十一萬增加到六十二萬以上，約可占全人口的十六分之六；有農民組織的縣，由二十一縣增加到六十一縣，占全省縣數的三分之二。全省農民之組織更為團結，參加革命之能力更加增強。一年中，廣東農民在驅逐反革命派劉楊；援助“五卅”慘案大示威；援助省港大罷工；協助政府，肅清反動叛徒，解散不法軍隊；參加第二次東征，參加南伐，統(tǒng)一廣東；參加北上外交代表團等方面均積極踴躍。中山、廣寧、海陸豐、惠陽、五華、寶安、順德、高要、普寧等縣，直接或間接作為反帝國主義運動，協助革命政府，鎮(zhèn)壓反動勢力，防御土匪，處處表現農民與革命政府合作之精神。全省農民協會，除了率領農民參加政治斗爭之外，還領導農民進行減租，反抗民固苛抽，反抗高利貸，維持社會治安，抗捐，反抗土豪劣紳，禁賭，筑路，辦農民學校等。
1926年5月1日，廣東全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開了十五天，對于如何利用以往之經驗，如何嚴謹農民之組織，如何改正運動之策略與步驟，進行了詳細的討論，通過了《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之地位決議案》、《廣東農民一年來奮斗經過報告決議案》、《廢除地主對農民苛例決議案》、《取締高利貸決議案》、《廢除苛捐雜稅決議案》、《農民合作運動決議案》、《工農大聯合決議案》等三十個決議案。通過和發(fā)表了《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宣言》。會后，在短短的兩三個月，全省農民協會之組織又增加了537個，有組織的農民增加了三萬七千人(共計達七十萬人)。由于國民革命開始北伐，帝國主義與反動派勾結土匪、民團，向農民自衛(wèi)軍和農會進攻，農村流血慘案時有發(fā)生。“農會是土匪”、“解散農會”、“農會干涉司法行政”等口號喊聲特別高，各縣縣長亦多偏袒，農民運動陷入較困難的境地，這是農村中革命勢力與封建勢力發(fā)生沖突的必然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