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共進會是武漢地區(qū)的又一重要革命團體。
1908年末，孫武從日本回到漢口。在日知會被破壞，胡瑛等下獄之后，湖北地區(qū)的革命黨人就隔絕了和海外的關系。因此，孫武的歸來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鄧玉麟、查光佛、黃申薌、李白貞等群來問訊。黃申薌，大冶人。先世為明朝武官，以抗清戰(zhàn)死。他年輕時即具有排滿思想。1906年投三十二標當兵，曾與林兆棟等發(fā)起種族研究會。孫武回漢時，傳言為孫文之弟。他和郭撫宸往訪。孫武出示共進會章程，并大談孫文、黃興的才識和同盟會的情形。黃申薌非常高興，愿將種族研究會并入。次年初，焦達峰抵漢，和孫武協(xié)商在兩湖地區(qū)活動的辦法。決定在湖北成立共進會組織，以“中華山”的名目統(tǒng)一長江各地紛繁的會黨。隨后，在武漢、岳州、長沙、宜昌等地設立了秘密機關^[1]。
當時，黃申薌與興國、大冶一帶會黨關系密切，劉英、宋鎮(zhèn)華在安陸、德安，彭漢一在黃州，袁菊山在襄樊一帶活動，另有劉玉堂在漢口開設新大方棧，他在長江一帶會黨中很有勢力，被人稱為“劉大爺”。孫武因將上述五部會黨編為五鎮(zhèn)軍隊，以劉公為大都督，劉英為副都督，黃申薌等分任統(tǒng)制。6月中旬，焦達峰的同鄉(xiāng)周海珊、劉賢構等到漢經(jīng)商，自愿將全部布款捐獻，解決了共進會的經(jīng)費需要。7月，潘鼎新所屬焦逸仙部在湖南暴動，被清吏消滅擒殺。不一月，劉英所屬龔世英、劉伯奇部在襄河流域暴動，也被清吏消滅擒殺。不久，黃申薌所屬紅燈會首領柯玉山部又暴動失敗。連續(xù)發(fā)生的事件使清吏提高了警覺，漢口巡警道派警探多人密布羅網(wǎng)，伺機捕捉孫武等人。于是，孫武下令五鎮(zhèn)軍隊停止活動，同時遣散部分骨干，湖北共進會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次大挫折。
9月15日，孫武應共進會廣東都督聶荊之召赴粵。10月初，自廣東轉往廣西，參加共進會廣西都督劉玉山等計劃發(fā)動的起義。行抵南寧時起義事泄，孫武逃往香港，與馮自由、趙聲、胡漢民等相見。11月，加入同盟會。
自孫武離鄂后，湖北方面的活動重點從會黨轉向新軍。黃申薌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士兵，能詩善文，富于組織能力，因此，被選入陸軍小學當學兵。他在新軍中積極發(fā)展會員，調查同志人數(shù)，共得八百十五人，編為指揮團，共進會的會務又逐漸發(fā)展起來。1910年4月，響應長沙搶米風潮事敗，黃申薌赴滬，共進會的會務再次受到挫折。
1910年6月，孫武自廣東潮州歸漢。同年7月，共進會第三任總理劉公畢業(yè)于明治大學，帶著十八星旗、革命文告等與楊時杰由東京返國。劉因病回襄陽原籍。楊時杰與原《雄風報》編輯楊玉如等密議，要在湖北“做點事業(yè)給孫、黃看看”^[2]。當時，共進會會務已停滯多時，楊時杰鼓勵孫武重整旗鼓。1911年2月，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號設立秘密機關。同月，黃興為籌備廣州起義，托人致書同盟會員居正，要他聯(lián)絡武昌新軍響應。居正(1876—1951),號覺生，別號梅川居士，湖北廣濟人。1905年留學日本。擔任過共進會的內政部長。后在新加坡、仰光等地任《中興日報》、《光華日報》主筆。1910年在東京參加同盟會中部總會的籌議，旋回鄉(xiāng)。他接到黃興密信后到武昌，訪問了孫武、楊時杰等人。23日，譚人鳳也受黃興委派，攜款八百元到漢，和孫武、居正密謀。
湖北共進會一直獨立活動。居正、譚人鳳的到來架起了它和同盟會之間聯(lián)系的橋梁。為了響應廣州起義，孫武決定加強對新軍的工作。3月31日，由鄧玉麟出面，在武昌黃土坡開設同興酒樓，專門聯(lián)絡士兵。由于誤傳孫武為孫文之弟，加入共進會的人逐日增多。一個月之后，風聲漸緊，資金也已用光，鄧玉麟便將伺興酒樓遷到山后巡道嶺九號，改名同興學社。4月，楊玉如等于武昌胭脂巷十一號設立分機關，由離營士兵、原屬蘭友社的胡祖舜主持。其時，劉公已自襄陽到武昌，賃居雄楚樓街十號楊玉如家中，任共進會入會主盟人。
廣州方面的失敗促使孫武等決心在湖北挑起首義的擔子。5月3日，居正、劉公、孫武、焦達峰、楊時杰等在胭脂巷二十四號機關召開緊急會議。孫武稱：“現(xiàn)在廣東既無望了，自應由我們兩湖首先起義，號召各省響應。我們先是被動的，今日我們要做主動了?！?sup>[3]與會者一致同意孫武的意見。會議決定，如湖北首先起義，湖南即日響應，反之亦同。
武漢位居中國心腹要沖，被稱為九省通衢。從自立軍起事之后，這里就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發(fā)展得比較充分的地區(qū)，革命黨人在新軍中做了長期的堅實的工作。這里又是全國僅次于上海的近代工業(yè)中心，擁有較為雄厚的經(jīng)濟力量。清政府在這里存有大量餉銀，漢陽有全國首屈一指的鋼鐵和軍火工廠。因此，在湖北地區(qū)首義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決策是作出了，但是經(jīng)費卻毫無著落。湖北地區(qū)的革命黨人和海外華僑沒有聯(lián)系，不可能采用募捐的辦法解決問題。在一籌莫展的情況下，焦達峰等去蘄州達成廟盜取金佛，沒有得手；鄒永成暗暗地在酒中放進悶藥，企圖麻倒伯母，偷出錢財，也沒有成功。直到劉公拿出了他父親要他報捐道臺的五千元錢，革命黨人才有了一筆款子，得以從事必要的起事準備。
除湖北外，湖南、江西也先后建立了共進會組織。
1909年8月，焦達峰回到故鄉(xiāng)瀏陽，在普跡市以“中華山”、“光復堂”的名義召集會黨頭目，開山立堂，到瀏陽、長沙、湘陰、醴陵、平江以及江西萍鄉(xiāng)、萬載等縣的“龍頭大哥”三十多人，全體加入共進會。不久，在長沙設立機關部。1909年10月，鄧文輝回到江西，在南昌建立共進會江西分會。
長期以來，同盟會放松了長江流域的工作。湖北等省共進會的成立，這一帶就多了一支活躍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