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上時政書》

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①，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②，雖無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以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茍且^③，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④，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禍災，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⑤，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涂草野^⑥，而生者不能自脫于困餓劫束之患矣^⑦。夫為人子孫^⑧，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⑨，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⑩，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

蓋乎天下至大器也⁽¹¹⁾，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¹²⁾，不足以保守。茍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¹³⁾，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¹⁴⁾，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于大亂。

伏惟皇帝陛下⁽¹⁵⁾，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于上，民貧于下，風俗日以薄，財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¹⁶⁾，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

夫因循茍且，逸豫而無為⁽¹⁷⁾，可以僥幸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¹⁸⁾，生于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 以古準今⁽¹⁹⁾，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 《書》 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²⁰⁾?！背荚副菹乱越K身之狼疾為憂⁽²¹⁾，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

臣既蒙陛下采擢⁽²²⁾，使備從官⁽²³⁾，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²⁴⁾，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²⁵⁾，而忘盡規(guī)之義⁽²⁶⁾。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鑒賞】 這篇《上時政書》作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前此兩年，王安石寫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該文分析了國家內外交困的原因，系統(tǒng)地提出變法主張，洋洋萬余言，理正辭詳，邏輯嚴密，很有氣勢和力度。然而由于仁宗皇帝本就懦弱無為，加之享國日久，年屆老暮而更加昏聵，這封充滿革新思想的萬言書便被擱置，沒有引起多大反響。面對如此境遇，王安石改革之志不移。在被任命為“知制誥”不久，便不避冒犯皇帝之罪，呈遞了這封奏章，直言不諱地規(guī)諫仁宗，再次提出改革主張，體現(xiàn)出以天下為重而不以個人得失為意的高尚品格和愛國精神。

這是一篇議論“時政”的奏章，但作者并不泥于具體時事的論說評析，而是從總結歷史經(jīng)驗教訓人手，緊緊抓住影響時政的關鍵人物——“人主” 的態(tài)度展開論述，指出因循守舊必然招致國家危亡，進而提出改革主張，并突出強調實行改革的迫切性。文章由古及今，自遠而近，逐層推進，明理達意，顯示出縝密的構思和巨大的邏輯力量。

這篇奏章由五個段落層次組成。第一段起首，高屋建瓴，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歷史現(xiàn)象： “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苯又詴x武帝司馬炎、梁武帝蕭衍、唐玄宗李隆基三君主為例加以論證，從而得出因循守舊、得過且過、不真誠為天下憂慮計必然導致失政禍國的結論。第二段緊承前面的結論，從歷史經(jīng)驗的角度，明確提出 “大明法度”、“眾建賢才” 的政治主張，并反復強調實施這一主張的重要性。

以上兩段均屬論古，意在為直言進諫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從第三段開始，筆鋒一轉，由古而今，切入正題，議論時政。作者首先揭示出 “官亂”、“民貧”、風氣腐敗、財力困乏、國勢岌岌可危的現(xiàn)實，進而直言不諱地指出造成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在于“皇帝陛下” 高高在上，無考查賢才、講求法度之意，從而激起皇帝的危機感和責任感。經(jīng)過這一段的鋪墊，文章便順勢而下，告誡仁宗必須立即變法革新，以免重蹈晉、梁、唐三王朝由興盛走向衰亡的覆轍。最后一段則表白心跡，說明呈送這份奏章的原因。全文五個部分，環(huán)環(huán)相扣、逐層深入、首尾照應，結構十分嚴謹，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說服力。

這篇文章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議論古人古事，看似離題過遠，其實正顯示出作者匠心。首先，在此之前王安石已多次向仁宗皇帝直接提出改革建議，均未引起重視，鑒此，只好轉換角度，用前代君王喪失政權的歷史教訓來高鳴警鐘，促其深省。其次，作者呈遞這封奏章時，趙禎已當了三十八年皇帝，“享國日久”、“因循茍且”，與歷史上三君主頗有共同之處，而這幾個皇帝皆有過“英才之主”的美譽，以之為例，既富有說服力，又不致觸忤“圣顏”。第三，從行文需要看，借古人古事揭示國家興衰治亂之理，可為后文議論時事提供有力的論據(jù)，增強說服力。由此，可見作者立意構思、造例論事思慮之細密。

注重禮規(guī)，以情感人，是這篇文章的又一突出特點。上書皇帝，臣下之禮切不可失，否則不僅達不到勸諫目的，還會招致禍患。盡管作者在痛陳時事、直言諫上時感情是異常沉重急切的，然而還是很好地把住了分寸。文章前半部分只言古而不論今； 論今之始，先以崇敬語氣贊頌皇帝的德、才、仁愛； 文尾感激皇帝的“采擢”信任，都體現(xiàn)了為臣之道，合于禮規(guī)，實為奏議文章應有的筆法。在行文上，作者十分注意一個“情”字。除結尾兩段富有這一特點外，其它部分也不乏動情之筆。如第一段分析了 “三帝”之失后出一反詰： “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語勢凌厲，激切中頗有責難之意，但經(jīng)“然而”和一個“者、也”句式一轉，便放緩語調，透出無限感慨。第三段直陳時事，并明顯地對仁宗有所批評，而末尾用 “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作結，顯出一片忠君之誠。此外，文章中恰當?shù)剡x用了排比、對偶、蟬聯(lián)、反復等修辭手法，既增強了說理的力度，也使行文更加生動而富于情感。

總之，這篇《上時政書》稱得上是一篇立意深刻、針對性強、行文有法、說理透辟、簡潔洗練、文氣流暢的優(yōu)秀議論文。其中揭示闡明的治國之理，直至今日也是富有啟迪和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