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日休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這是皮日休《汴河懷古二首》的第二首。汴河，唐、宋人對通濟渠東段全流的統(tǒng)稱，詩中借以代指運河。隋煬帝在大業(yè)元年(605)征河南、淮北百萬民工，開掘了這條名叫通濟渠的大運河。它自洛陽西苑引谷、洛水達(dá)于黃河，復(fù)自板渚引黃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淮，再發(fā)淮南十余萬民工，開邗溝通長江。這樣，自西苑乘船可以直達(dá)江都(今江蘇揚州市)。煬帝沿通濟渠筑離宮四十余所，其中以江都宮最為壯麗。他從大業(yè)元年至十二年(605——616)三次游幸江都，每次都有一二十萬人隨從。他乘坐的龍舟，高達(dá)四十五尺，長二百尺，起樓四層。其余各級大小船只數(shù)千艘，船隊前后長二百余里。夾岸騎兵護送，旌旗蔽天。“錦帆過處，香聞十里?！?《開河記》)隋煬帝的巡游無度，揮霍無度，給人民帶來的災(zāi)難是十分深重的。

唐代有不少詩人吟詠過這個歷史題材，其中著名的有許渾的《汴河亭》，李商隱的《隋宮》七律和七絕等。這些詩，大都寫煬帝逸樂無度，荒淫誤國，如“廣陵花盛帝東游，先劈昆侖一派流。百二禁兵辭象闕，三千宮女下龍舟”，“春風(fēng)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如“四海義師歸有道，迷樓還似景陽樓”，“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后庭花”等。皮日休的這首《汴河懷古》，卻一反常調(diào)，把筆鋒放在評論隋煬帝開掘運河的功罪上來了。

“盡道隋亡為此河”，一個“盡道”，說明是眾口一辭，似乎大運河是引致隋亡的“罪魁禍?zhǔn)住?。“至今千里賴通波”，詩人從另一個角度設(shè)難辯駁。一個“賴”字，給大運河翻了案：水“賴”其流，物“賴”其通，田“賴”其溉，民“賴”其利，大運河開通后真是“功德無量”。詩人獨稱運河之功，使人耳目一新。此也是這首詩顯出“光彩和鋒芒”的所在。

如果說詩的前兩句，是稱大運河之功，那么詩的后兩句，便是論隋煬帝之罪了。但詩人也不是泛泛而論，而是把隋煬帝與大禹放在一起來比較。詩人說隋煬帝“共禹論功不較多”，一個暴君怎能同大禹比功？這樣說，豈不荒謬絕倫？原來詩人是有先決條件的： “若無水殿龍舟事?！睙塾辛诉@個前提或條件，才可“共禹論功”。而“水殿龍舟事”是“晝泣疲民，夜哭溺鬼”(皮日休《汴河銘》)，其對人民為害之烈，莫可言狀。這就不難領(lǐng)悟：詩人把煬帝和大禹放在一起，其實不是為煬帝論功，而是為了強調(diào)他“水殿龍舟事”罪孽的深重，是進(jìn)一步地揭露煬帝的罪過，從而也是對煬帝更加有力的鞭撻。皮日休在《汴河銘》中說： “在隋則害，在唐則利”，說的是運河； “龍舟未故，江都已弒”，說的是煬帝。運河之利，煬帝之罪，本來就是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這首詩表現(xiàn)了詩人的辯證觀點，既為煬帝開鑿運河論功，又更深刻地揭露了煬帝荒淫誤國之罪。

皮日休在《汴河銘》序中曾說到： “尚恐國家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獻(xiàn)纖誡，是為《汴河銘》?！边@首詩亦以這一歷史事件為題材，由懷古而評古，評論運河，評論煬帝，是以詩的形式“獻(xiàn)誡”。這首詩在構(gòu)思上采用了欲奪先予、欲擒故縱的手法，而且運用自如，跌宕有致，不愧為晚唐懷古詩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