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勝于雄辯”,這是最有普遍性而且有永遠性的格言。當然這并不是說雄辯就毫無必要，根據(jù)事實的辯論是絕對必要的，要這樣的辯論，也才理直氣壯，真正“雄”得起來。不根據(jù)事實，或甚至違背事實，或捏造事實的辯論，盡管怎樣的花言巧語，終究騙不了人； 即使能收到一時的效果，待到事實一揭穿了，那效果會成為逆效果的。到這時言語愈花巧，逆效果來得便愈大。
欺騙有時似乎也有必要。例如醫(yī)生為求病人精神上的安靜把實際的病情瞞著，或甚至把相當重的病情說得很輕。又例如父母對于小兒問到自己的來源，每每扯些無稽的小誑。但這些嚴格地說時，不能認為是欺騙。前者是一種治療的方針，后者是一種延宕的教育，教育施行過早有時是有嚴重的患害的。
談到軍事或作戰(zhàn)上來，似乎欺騙便有絕對的必要了。所謂 “兵不厭詐” ,便肯定了詭詐的效力。但這也只如根據(jù)事實的雄辯之類。盡管你是怎樣善于用兵的人，你能夠出奇制勝，但總要有兵可用。所以用兵的原則依然是忌“巧速” 而貴“拙遲”。這一次世界大戰(zhàn)，蘇、德之間的旋乾轉(zhuǎn)坤的戰(zhàn)役，便是這一原則的最具體的說明了。當希特勒對蘇聯(lián)背信負義，突然發(fā)動了閃擊戰(zhàn)時，他是多么 “巧” ,多么 “速”。1941年歲暮打到了莫斯科的大門，1942年又打進了斯大林格勒，在當時希特勒的小胡子不知道會心地微笑了好多次，然而結(jié)果怎樣了呢？
專門靠欺詐便能打勝戰(zhàn)，專門靠欺詐便可以收到任何大小事件的成功，天地間決沒有那樣的事情。要說靠著欺騙便可以治國平天下，那更完全是笑話。中國搞政治的人似乎都中了些蘇秦、張儀的毒，說到政治就好象只是幾套騙人的縱橫捭闔。事實上只要懂得幾套縱橫捭闔的，居然也就是政治家或甚至大政治家了。我們只感覺著中國的老百姓可憐呵。
就說蘇秦、張儀吧，他們似乎也有 “巧速” 與 “拙遲”之分。蘇秦巧，張儀拙，蘇秦速，張儀遲，然而張儀成功而蘇秦失敗了。今天的蘇秦、張儀，自己周身都是膿瘡，滿頭都是癩癘，卻專門拿一枝粉筆在別人背上畫烏龜，以為這樣便把別人罵倒了，自己得意得不亦樂乎。在可憐的中國老百姓眼里，誰又看不出這些小丑們的可憐相呢？
今天應(yīng)該是大家相見以誠的時候了。自己拿出真正的責任心來，大膽地照明自己的丑態(tài)，徹底地蕩垢滌污。不是罵人丑便可以掩蓋得了自己的丑。千層的粉飾也把污垢掩蓋不了，理由很簡單，因為污垢根本還是存在。
有誠便能有勇，所謂 “真金不怕火來燒”。這種人，他能勇于面對現(xiàn)實，勇于正視自己的過錯，勇于接受批評，更勇于對抗外來的一切橫逆、誣蔑、誘惑、冷視。要怎樣才能夠“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要全靠一個“誠”。老老實實的做人，說話，做事，不存一點損人利己的私心，這樣便能產(chǎn)出舍己救人的犧牲精神。這樣便能夠大無畏。我有什么可怕？可怕的就是自己騙自己！
沒有誠意的人便沒有勇氣。這種人鬼鬼祟祟，專門損人利己，做不來一件堂堂正正的事，說不來一句堂堂正正的話。一要裝腔作勢，立刻便露出了自己的尾巴。但他們也有一項外來的資本，便是靠他人也沒有誠意。只要你自己有一毫私心，你有一點軟弱，他們便抓到了你這項缺點。于是威脅，利誘，千層的蜘蛛網(wǎng)便罩到你自己的身上了。動也不敢動，活活地便被奸污。這樣的現(xiàn)象四處都是，而以黑字寫在白紙上的特別明顯。但今天是應(yīng)該相見以誠的時候了，拿出誠意來，大家正大光明地做些對得住人民、也對得住自己的事。

(1961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版《沫若文集》第13卷)

賞析 本文寫于1945年年底，此時抗戰(zhàn)已經(jīng)結(jié)束，國民黨正準備挑起新的內(nèi)戰(zhàn)，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抉擇。正是針對這種形勢，郭沫若才在本文末尾大聲疾呼： “今天是應(yīng)該相見以誠的時候了，拿出誠意來，大家正大光明地做些對得住人民、也對得住自己的事?！边@是本文的結(jié)論與主旨。
通常，人們總是用“有頭有尾，首尾相應(yīng)”來稱贊文章的結(jié)構(gòu)，這固然是文章結(jié)構(gòu)的一個優(yōu)點，然而它決不是一個死板、固定的模式。文無定法，尤其是雜文的結(jié)構(gòu)，更應(yīng)當靈活多變。雜文貴“雜”,所謂“雜”,自然也指結(jié)構(gòu)方式的多樣化。本文的結(jié)尾并不曾與開篇在語辭上有所呼應(yīng)，然而全文仍顯得極為嚴謹，原因就在于它的推理與論證富于邏輯性。開篇先引“事實勝于雄辯”的格言，強調(diào)如果違背了事實，言語再花巧也只能失敗。接下去又以“欺騙有時似乎也有必要”領(lǐng)起第二段，文章蕩開一筆，繞了一個彎子，用四個自然段的文字，專講對“欺騙”的認識。作者引醫(yī)生對病人隱瞞某些病情的治療方式，引父母對小兒所采用的延宕的教育法，引軍事上的“兵不厭詐”之說，然后一一加以分析，說明“專門靠欺詐便能打勝戰(zhàn)，專門靠欺詐便可以收到任何大小事件的成功，天地間決沒有那樣的事情”。這就從正反兩個方面，充分論證了欺詐之術(shù)不可行的道理。既然如此，正當?shù)膽B(tài)度應(yīng)該是什么呢？ 自然地引出了作者要講的正面道理：“今天是應(yīng)該相見以誠的時候了?！比绾尾拍芟嘁娨哉\，對于準備打內(nèi)戰(zhàn)的國民黨政府來說，怎樣才能做到相見以誠呢？文章指出：“自己拿出真正的責任心來，大膽地照明自己的丑態(tài)，徹底地蕩垢滌污?！边@就將論題又引深了一步。接下去再說明，做到這種“誠”,還得有“勇氣”。作者又引“真金不怕火來燒”的格言，說明“有誠便能有勇”。最后得出了我們開始時所引的那個結(jié)論。
縱觀這個結(jié)構(gòu)安排，可以看出，它是極嚴謹又富于變化的。在展開論述時，并不直接從“相見以誠”的論題切入，而是先將違背事實的“欺騙”之術(shù)加以戳穿，實際上是說明了“無誠”之害，而后再從正面論述“有誠”之必要性。一反一正，既加深了論題，豐富了文章的內(nèi)容，又使行文具有了波瀾，引人入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