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

————(《問辯》)

鑒　賞

“言無二貴，法不兩適?！笔钦f在一個法制國家，只有合法的言論才是尊貴的，法律是處理政事的唯一準繩。

俗話說，國有國法，家有家法；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個國家，要想正常穩(wěn)定的維持下去，必須要有一定的規(guī)矩準則，否則勢必會家不成家，國不成國。先秦時期，列國混戰(zhàn)，民無定所。各諸侯為了使自己在混戰(zhàn)中取得勝利，廣納賢才，聽其賢言。在這種環(huán)境下，諸子百家遂起。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學說各自為諸侯提出了經(jīng)世治國之法。

作為先秦諸子中后期的一位大思想家，韓非子系統(tǒng)地考察了列國政治盛衰強弱的原因，透視了政治結構中君臣、君民、國家內部利益集團和列國間戰(zhàn)爭外交的得失，從而使其政治學說脫離天命巫術思維和宗教倫理糾纏，而開創(chuàng)了法家法、術、勢三位一體的封建集權思想模式。

如何治理一個國家呢？從法治的角度看來，韓非子認為，在英明君主統(tǒng)治的國家里，命令是最尊貴的言辭，法律是處理政事的唯一準繩。除命令以外，國家沒有第二種尊貴的言辭；除法律以外，國家沒有第二種處理政事的準則，所以言論和行為不符合法令的都必須禁止。

韓非子強調了治理國家時法令制度的重要性，法令制度是至高無上的治理國家的準則，不容任意改變；強調行政事務中要有法必依，要令行禁止，不容任何寬限。

但是，韓非子在這篇《問辯》中，所針對的是當時盛行的諸子百家游說之士們的辯說；其重點在于探討如何禁止那些有害無益的辯說。在這種語境下，韓非子所說的“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也存在著不小的偏差。他要反對、禁止的辯說，并不是屬于政治或軍事方面的事情，而更多的乃是學術、文化方面的問題。如儒墨所說的“尊賢”、“非攻”之談，名家公孫龍、惠施的“堅白”、“無厚”之詞。這些辯說，即使是無用或無益于世，也不至于對國家的政治造成什么傷害，是不應該用法律嚴格禁止的。

在當今中國的法治建設進程中，“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這樣強調和維護法令制度的權威性，依法治世的思想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中國社會有時候情理遠遠大于法理，這種以“情”治世的思想違背了現(xiàn)代社會的法理精神，在操作層面上，便會造成執(zhí)法不嚴、有法不依的狀況。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韓非子提出的“言無二貴，法不兩適”仍具有振聾發(fā)聵的意義，對中國的法治建設仍具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