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國春秋》。紀(jì)傳體國別史。一百一十四卷。清吳任臣撰。書成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
吳任臣，字志伊，一字爾器，初字征鳴，號托園。生年不詳，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浙江仁和人?？滴跏四?1679年),應(yīng)博學(xué)鴻儒試，列為二等。由內(nèi)閣中書王谷振薦舉，授檢討。充纂修《明史》官。《明史·歷志》即出于他手。曾與當(dāng)時著名的學(xué)者，如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交往關(guān)系甚密。著作有《周禮大義解》、《禮通》、《春秋正朔考辨》、《山海經(jīng)廣注》、《字匯補(bǔ)》、《托園詩文集》,以及《十國春秋》。時人對他的史才甚為推崇?！肚迨犯濉贰段脑贰づ笋鐐鳌分姓f：“當(dāng)時詞科以史才稱者，朱彝尊、汪琬、吳任臣及耒為最著?！?br>《十國春秋》采用《舊五代史》分代成書的體例，十國各自單獨(dú)成書。有吳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漢九卷，楚十卷，吳越十三卷，閩十卷，荊南四卷，北漢五卷。各部分都是一個獨(dú)立部分，有本紀(jì)，有列傳。最后還有綜合十國內(nèi)容的五種史表。有《十國紀(jì)元表》一卷，《十國世系表》一卷，《十國地理表》二卷，《十國藩鎮(zhèn)表》一卷，《十國百官表》一卷。此書對于五代時期的十國史事作出了全面的記載。
《十國春秋》所錄內(nèi)容，取材甚廣。吳任臣首先充分地利用了號稱史料詳贍的馬令和陸游的《南唐書》。除此以外，在記載十國君主事跡及一些重要?dú)v史事件上，他主要依據(jù)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薛居正與歐陽修的新、舊《五代史》中的有關(guān)記載。尤其是《資治通鑒》中有關(guān)五代史事的記載，是出自劉恕、范祖禹所編的《長編》,其敘事和考證都很詳確?！妒畤呵铩返谋姸嗳宋飩饔洠菑V泛地搜集采錄五代和兩宋時期各種雜史、野史、筆記、地志、類書、文集中的有關(guān)記載編輯成書。僅就《地理志》而論，所采史料注出書名的就有《新唐書·地理志》、《宋史·地理志》、《新五代史·職方考》、《冊府元龜》、《輿地廣記》、《太平寰宇記》、《九域志》、《順存錄》、《五代會要》,以及明清時期的一些地方志。《十國春秋》中除有正文之外，吳任臣還采用小注的形式，存錄了不少史料。其中有些是對正文的補(bǔ)充，有些是備載異聞以資考證的，有些是辨駁舊史的謬誤。其體例頗似裴松之注《三國志》,使大量史料匯聚于一書。清朝人對于《十國春秋》對十國史料廣采博收的貢獻(xiàn)非?？隙?。清后期以讀書極博著稱的李慈銘，他在《越縵堂讀書記》中曾幾次論及《十國春秋》。他雖有評論苛刻之名，但對于吳任臣也十分佩服。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十八日的日紀(jì)中稱：“志伊采取極博，后之考據(jù)家多不可及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吳任臣《十國春秋》有比較確切的概括評論，其中說：“任臣以歐陽修作《五代史》于十國仿《晉書》例為載記，每略而不詳。乃采諸霸史、雜史以及小說家言，并證以正史，匯成是書?！渲T傳本之文之下，自為之注，載別史之可存者?！溟g于舊說虛誣，多所辨證，如田頵擒孫儒，年月則從《吳錄》,而不從薛史；呂師周奔湖南，年月則從《通鑒》,而不從《九國志》;南唐烈祖世家則從劉恕《十國紀(jì)年》及歐史，而不從《江南別史》、《吳越備史》,皆確有所見，其他類是者甚多。五表考訂尤精，可稱淹貫?！鼻鍖W(xué)者王鳴盛也曾盛贊《十國春秋》的表，他在《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中說：“此書佳處在表，《地理表》與歐陽氏《職方考》參觀，則五代十國全局如見。至十國之官制，雖大抵沿唐，而一時增改，亦已紛冗不可爬梳，任臣為作《百官表》,甚便考覽，尤其妙者也?！?br>由此可見，《十國春秋》的主要價值是搜集前代有關(guān)五代時期十國的史料，使十國史事匯聚一處。在清吳任臣以前，關(guān)于十國史事的記載，宋初雖有數(shù)種，但它們大多只是記載某一國或某一地區(qū)。如《南唐近事》、《江南野史》、《江表志》、《蜀梼杌》、《錦里耆舊傳》、《吳越備史》、三楚新錄》、《湖湘故事》、《閩書》等多種史著，但很少有把十國作為總體而系統(tǒng)記述的史書。宋有無名氏《五國故事》二卷，記吳楊行密、南唐李昪、前蜀王建和后蜀孟知祥、南漢劉巖、閩王知審五國史事。雖前后蜀應(yīng)分為二國，但也只不過記載了六國史事。北宋真宗時，路振著有九國志》,以吳、南唐、吳越、前蜀、后蜀、東漢(即北漢)、南漢、閩、楚為次。后來路振的孫子路綸增入荊南高氏，合為十國。至此才有記載十國總體的史書。但這部史書早已散佚，清人邵晉涵僅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很少的一部分，經(jīng)周夢棠重加編次而成十二卷輯本。另外，新舊《五代史》雖記有一些十國史事，但編撰者以五代為正統(tǒng)，把十國作為旁支陪襯，記十國史事或各列一“世家”或列入《世襲列傳》與《僭偽列傳》。這不僅忽視了十國的歷史地位，而且對于各國的史事和重要人物事跡的記載也太過簡略。而清人吳任臣，在七、八百年之后，能夠廣泛地搜集有關(guān)史料，把散佚和零星片斷的記載輯成一書，使十國史事完整而詳盡地得以備載。這既可以使五代時期十國的史事、人物及文化等各方面得到系統(tǒng)而全面的反映，而且又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方便。這既反映了《十國春秋》的價值，又說明了此書在史學(xué)上的重要地位。正如清初古文家魏禧在《十國春秋序》中所說：歐陽修《五代史》亦于事為略，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八百年之后，傳聞闊絕，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bǔ)之，其甚巨，事跡最難。”
但是，《十國春秋》也有一些不足之處。首先，吳任臣在記述一些開國君主時，因過多地采錄小說家言，文中往往有符會祥瑞，顯得怪誕不經(jīng)。其次，吳任臣抱著以多為貴的態(tài)度，對于史料缺乏熔鑄與剪裁，因此有些地方就使人感到冗雜支蔓。第三，此書雖號稱搜集廣泛，但仍有缺漏。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中說：“顧其為書之體，每得一人，即作一傳，凡僧道及婦人之傳，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乃徐鉉《騎省文集》三十卷。其后十卷系入宋后所作，而前二十卷則皆在南唐時作也。其中碑志，若岐王仲宣、馬仁裕、劉崇峻、陳德成、江文尉、喬匡舜、韓熙載、志伊雖皆有傳，而其所敘事跡，遺漏者已甚多，若賈潭、方訥、陶敬宣、周廷構(gòu)、冉廷祿、包諤、趙宣轉(zhuǎn)、劉鄗，皆有事跡，志伊皆無傳。”另外，《十國春秋》成書刻板后仍有不少地方留有空缺。這大約是吳任臣在編寫中一時查不到材料而暫且空缺，以備將來補(bǔ)入而終未能補(bǔ)。周昂重刻時也未予補(bǔ)入。但周昂在重刻此書時，卻根據(jù)他平時瀏覽所及，隨筆札記，得有關(guān)史事三百余條，因又輯為《拾遺》、《備考》兩卷，并作為全書的最后兩卷，即第一百一十五卷和第一百一十六卷。而且周昂所輯的這兩卷也有空缺字。所以，原書所空缺之字皆用空缺號“□□”標(biāo)出。但也偶有漏略之處，若非仔細(xì)研究核查，則很難辨識。最后，吳任臣在史料的選擇上存在著顧此失彼和疏于考證等不足之處。如趙蕤是唐玄宗時人?！侗眽衄嵮浴肪砦逯v載著稱于世的西蜀文士，最后又記載趙蕤事跡。吳任臣據(jù)此而疏于考辨，誤把趙蕤當(dāng)成前蜀時人，列有《趙蕤傳》,并妄稱趙蕤乾德(前蜀王衍年號)時著《長短經(jīng)》十卷行世。再如卷五十二有《歐陽迥傳》,卷五十六又有《歐陽炯傳》,而二傳所載實(shí)為一人。諸如此類者書中尚有多處，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同治壬申九月十八日日記中曾對此書個別失實(shí)之處作有糾正。因此，當(dāng)我們利用《十國春秋》所載內(nèi)容時，應(yīng)持有審慎的態(tài)度。若有可能，最好核查它的史料來源。
《十國春秋》大約在康熙年間刻本問世。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周昂又據(jù)初版刻印，并改正了若干錯字，但仍有錯誤和錯字。中華書局于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點(diǎn)校本《十國春秋》,是目前最為完善的版本。此本是以周昂的重刻本為底本。根據(jù)《十國春秋》匯錄史料的特點(diǎn)，點(diǎn)校者在校勘上以“它校法”為主，參校、核查了許多重要史籍和各種有關(guān)的書籍。改正錯字、考辨史實(shí)，并查找有關(guān)史料補(bǔ)出了一些空缺之字。另外，此本還補(bǔ)入了因清諱而省略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