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著作。二卷。清李塨撰。成書年代待考。(撰者事跡參見“《顏李叢書》”條)
該書按《論語》二十篇順序，分上下兩部，以解釋撰者所著《論語傳注》一書，并說明其與朱熹《四書集注》的區(qū)別之處，指出朱熹注釋《論語》時在考訂、訓詁及義理闡發(fā)等方面的謬誤，并闡明自己的思想主張。
撰者以為宋儒所說的“太極是理，陰陽是氣，太極生兩儀為理生氣”,實際是源于道家的“道氣天地”的說法，而這與古代圣人及其經書的說法是不一致的。古代經書，如《易》、《中庸》、《孟子》等等所說的“道”,是個虛字，但同時又和各種事聯(lián)系在一起，是陰陽、剛柔、仁義的道名，不在陰陽、仁義等之前。古經談到“理”的地方就很少了，如《中庸》所說的“文理”和《孟子》所說的“條理”是一回事，都說是事物中的秩序，是“理見于事。由此可見，像宋儒輩將“理”與“氣”、“事”分開，以理代道，將理放在陰陽、剛柔等之前的說法是錯誤的。又如朱熹所說“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是將理作為單獨的規(guī)律，放在事之上。撰者認為，理只是虛字，它不能為物。只有事才有條理，而理即在事中，離開了事物怎么會成其為理呢？
借此，撰者批評宋儒的空疏之論。以為宋儒所講的“主敬”,實際上等于“主靜”,和古經的說法是不一致的。先是《太極圖說》談“主靜立人極”,后楊龜山、李延平主張靜坐而體驗“喜怒哀樂未發(fā)氣象”,朱熹則將其看視“坐禪入定”,這雖然是古圣賢所不曾論及的，不合古圣賢意。同時，程朱后學極力詆毀陸、王派的“頓悟為禪”,實際上兩者區(qū)別是程朱好誦讀、重惺覺，因而主張漸悟；而陸王輕誦讀、專惺覺，因而主張頓悟。相比之下，程朱一派更強調禪的“悟”法，并非只陸王一派涉于釋禪。當然《論語》也講“先覺”,但它是“應事接物”的，和宋明理學的“悟”是天淵之別的。宋儒的空疏之論由此便卑視“事功”。另外，撰者又批評自宋明以來的“專以記誦辭章為學”,以為春秋時并沒有這種弊習，“孔子學在識大識小，孔文子好學而能治賓客，子產有學曰博物”,因此當時無論君子小人，都學習禮樂各物，不像今人那樣只是俯首窮經以為學。在行與學的關系上，可以說“行自學入”,而不可以為“行即為學”,如果行即為學，則等于沒有學，是一種“冥行”。
該書有民國四存學會《顏李叢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