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唐文篇名。柳宗元作。本文明確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張。黃中模認為這一主張“在理論上還有重大缺陷，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首先，“‘明道’說混淆了社會科學(如哲學、史學)同文學的界限?！薄吧鐣茖W反映社會生活用的是抽象的概念和理論，而文學則是通過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可是，“柳宗元把《守道論》、《駁復仇議》、《非國語》等篇，都籠統(tǒng)地拿來同文學作品混在一起，稱之為‘文’。這些文章宣傳了他們的政治、哲學觀點，在他們所進行的政治斗爭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這些作品是論說文，不是文學作品”?！傲谠獙ξ膶W這個概念的理解，與蕭統(tǒng)相比，是倒退了一步”，因而，它是有“重大缺陷”的，是“有害”的。其次，“把文學當作‘傳道’與‘明道’的工具，從根本上說，是違背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拔膶W創(chuàng)作的特點，是通過藝術(shù)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表現(xiàn)人的思想感情的。由于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復雜性，文藝作品可以反映政治斗爭，又并非只能寫政治斗爭；可以影響政治生活；又并非每一作品都會干預政治生活；可以為政治服務，又并非必須為政治服務。同時，作家要形象地再現(xiàn)現(xiàn)實，就必須用形象思維來進行創(chuàng)作，作品的藝術(shù)形象體系所反映的思想內(nèi)容也往往十分復雜，絕非簡單的政治概念所可代替。如果作家不是用形象思維去反映現(xiàn)實生活，而是從創(chuàng)作開始就企圖用文學形式去圖解或說明某種政治概念，并為此在主觀上構(gòu)造一個形象體系，則必然會出現(xiàn)簡單化和概念化的傾向，這樣的作品當然是不能打動讀者的心的”(《評韓愈、柳宗元的文以“傳道”和文以“明道”》，載《重慶師范學院學報》1981年第一期)。高海夫認為黃中模的意見是“值得商榷的”?！拔覀兯撇划斚劝堰@個‘文’字確定為‘文學作品’，然后再反而指責他既把《守道論》等論說文也包括在這個‘文’的范圍內(nèi)”，“文以明道”這個命題“要回答的是文學的社會作用問題，而不是文學的特征問題”。柳宗元和蕭統(tǒng)“立足于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對象，為了回答不同的問題而提出的主張，似不應依據(jù)同一標準去判別它們的是非得失與高下進退”?！俺姓J文學作品內(nèi)容方面這種紛紜復雜的現(xiàn)象，并不排斥我們從整體上著眼，認為文學總是為一定階級的經(jīng)濟及其‘集中表現(xiàn)’的政治利益服務的”，“主張‘文以明道’就必然會導致作品的‘簡單化和概念化’嗎？怕也未必”(《“文以明道”說和柳宗元的創(chuàng)作實踐》，載《柳宗元散記》)。本文談論“師道”和“文道”，從中可以看出柳宗元學術(shù)思想的淵源。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張，從反對單純追求形式上“以辭為工”的華靡雕鑿文風上講，是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