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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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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數(shù)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shù)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乃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 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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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 茍有不得其所，能自直于鄉(xiāng)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于縣吏乎！ 能自辨于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于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chǎn)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于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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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 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于此乎！ 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于是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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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作于貞元十九年(803)，正當永貞革新的前二年。此時，唐代社會黑暗，藩鎮(zhèn)林立，各地不斷發(fā)生水旱災害，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韓愈寫此序給一位在復州 (今湖北沔陽，唐代屬山南東道) 做刺史的崔君，表面上是贊美他的仁愛，勉勵他為老百姓多做好事，實際上則是用迂回的筆法，曲折地表達了自己對當時的黑暗政治和貪官污吏，主要是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于頔的不滿與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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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可分為四段。第一段，講做刺史的榮耀； 第二段，講做刺史的困難，也就是做一個封建社會的“清官”之難；第三段筆鋒又一轉(zhuǎn)，講崔君做刺史應該是有榮而無難，因為他有于頔這樣一位頂頭上司；第四段收束，點出作者與崔于二人的關(guān)系，表明作者寫這篇贈序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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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制，地方有州、縣兩級。一州的行政長官是刺史，其下有縣。那些靠一枝筆打入仕途的封建文人，能做到州刺史的官已經(jīng)是很不容易了。故文章一開頭就說到當州刺史的好處：“有地數(shù)百里，趨走之吏……數(shù)十人”，“其祿足以榮其朋友故舊”，甚至一州之人的喜懼，都要隨著州刺史的喜樂行事?！罢煞蚬僦链淌芬鄻s矣！”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中唐以后，節(jié)度使成為總攬數(shù)州軍民財政的長官，所轄之州的刺史即為其下屬，故節(jié)度使又稱“連帥”，權(quán)勢甚重。在州刺史的各項職責中，催收賦稅是其中的一項重要任務。州刺史要對一州百姓的民生疾苦負責，卻又不能不聽從節(jié)度使的轄制，往往夾在中間，陷入左右為難的窘境。因此下文接著就談到做州刺史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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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一開始，作者就用了一個表示轉(zhuǎn)折的連詞“雖然”。這個詞不是隨便用的，它表明下面的文字將要從反方面展開敘述。刺史的官職固然是榮耀了。但是，偏遠地方居住的老百姓，他們的腳步從來沒有邁進過城市，就是遭受了委屈、冤枉，不能安安生生過日子，也很少能向鄉(xiāng)長、里胥之類的地方小官申訴，何況是向縣令、縣尉去辨白呢？能向縣吏辨白的人就很少了，更何況是到州刺史的大堂上去申訴自己的冤屈呢！因此，肯定有什么情況是刺史所聽不到的，也肯定有許多委屈是小民們無從宣泄表達的。文章層層遞進，層層深入，有力地說明了封建社會中官與民的對立。這種對立，本是封建時代十分普通、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但一經(jīng)作者挑明，就變得力透紙背，字字千鈞。韓愈正確地估量了這種官吏漠視人民，人民懼怕官吏、下情不能上達的情況，接著，又深刻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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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有常而民產(chǎn)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于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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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全文的重點?！百x有?！?，說的是朝廷派給百姓的賦稅是一定的，不會因災害癘疫的不期而至稍有松緩?！懊癞a(chǎn)無恒”，語出《孟子·梁惠王上》：“無恒產(chǎn)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chǎn)固無恒心?！焙惝a(chǎn)，指田地房屋等不動產(chǎn)。據(jù)韓愈在同一年所上的《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當時京城一帶遭受旱災，百姓“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涂，斃路溝壑”，哪里還能有固定的產(chǎn)業(yè)收入。朝廷催逼賦稅，百姓流離失所，災害瘟疫的到來又無法預料。人民生活的好壞，直接操縱權(quán)雖在刺史手里，但下級的縣令卻不能把下情隨時上達；盡管刺史愿意解救人民的困厄，及時向上級節(jié)度使匯報情況，卻又得不到節(jié)度使的信任。這里點出“連帥不以信”，絕非虛設，而是為下文引入于頔作一番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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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處在兩面為難的地位，人民日益窮困，朝廷的橫征暴斂卻有加無已，刺史的官不是太難做了嗎？這種情況，作者在另一篇《送許郢州序》中作過更為清晰的論述：“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不以實應乎府； 為觀察使(地位與節(jié)度使略相等) 者恒急于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幸矣?！苯y(tǒng)治階級的立足之地不是“岌岌乎殆哉”了嗎？所以作者說：“吾見刺史之難為也！”難為，實際上是點出了刺史這一官職的重要性，寄托了作者對崔君的殷切期望，同時也暗暗為下文中對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于頔的似贊實諷、似褒實貶作了相應的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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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正式由崔君引出于公。于頔當時做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崔君為復州刺史，正好在他的直接管轄之下。《舊唐書·于頔傳》，說他“橫暴已甚”，“公然聚斂”，是個以貪酷著名的官僚。崔君在他的手下，要真正為人民辦一兩件好事，更是難乎其難了。但作者并未正面指斥于頔，反而說，憑崔君的仁愛，足以使復州百姓休養(yǎng)蘇生； 憑于公的賢能，又足以任用崔君。因此，崔君任刺史，恐怕是有榮而無難的吧？“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于此乎！”輕輕一句把前面兩段全盤兜住，看似輕松，實則很有分量，不是泛泛之辭。一個“將”字，下得尤妙： 表示期望，表示懷疑，表示等待，深切體現(xiàn)了作者此時的復雜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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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段，作者點明自己與崔君和于公的關(guān)系，為全文做個收束。韓愈曾向于頔上過書，也得到過于頔的回信，所以說“嘗辱于公之知”。又與崔君是朋友，所以說“舊游于崔君”。為了慶賀復州人民即將蒙受他們的恩澤，于是寫了上面這篇序。結(jié)尾悠然帶住，余音未息。本是要崔君切實負起責任，要于頔信用崔君，停止對百姓的橫暴搜刮，卻用贊美他們的話作結(jié)，給人留下無限思索與回味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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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風格，剴切、含蓄、委婉、辛辣。如果把這篇文章與《送許郢州序》同看，就更能體會出本篇的藝術(shù)特色。兩篇文章同為貞元十九年所作；崔許二人都是刺史，又同為于頔的下屬； 作者又同樣企圖通過自己的文章對于頔有所警策。但是許序較為明朗，崔序則更為含蓄。送許序明白說出自己與許君不是泛泛之交，故送行時“不以贈而以規(guī)”; 贈崔序則通篇皆為頌揚之辭，而規(guī)戒之意在在皆是。送許序明確指出寫作序文的目的，是借贈許之行而以言贈于公； 贈崔序則絕口不提勸諫于公，而字里行間又處處可以看出其意旨所向，無一不是針對于公。送許序尚以堂堂正正之辭，從正面以規(guī)以諫； 贈崔序則完全從側(cè)面著筆，用旁敲側(cè)擊的辦法以諷以刺，冀其悔悟。妙在點到為止，不著痕跡，意在言外，而又能使盡人皆知。如末句云：“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于是乎言?！笨此祈灀P，實則無異于對大大小小或橫征暴斂，或碌碌無為的官吏們的辛辣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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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結(jié)構(gòu)嚴謹，層次分明。雖屬短制，卻內(nèi)含起伏波磔，筆筆不空，筆筆不茍。作者著眼于內(nèi)容的前后呼應，專從正反兩方面的對比落墨。如寫刺史之榮與難的對比，刺史之樂與不樂的對比，官之閉目塞聽與民之忍辱含怨的對比，人民日益困窮與賦稅毫不寬放的對比，等等。無往不回，無反不復，皆有法度可觀，堪稱一篇精心結(jié)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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