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關于“正人君子”的理想人格學說，由孔子創(chuàng)立，孟子發(fā)揮，經歷代儒家充實、發(fā)展，幾乎集自原始社會以來一切優(yōu)秀倫理思想之大成，因而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
(1)重公愛國。儒家對“大同”理想境界的孜孜追求與現(xiàn)實的結合，便是重整體、愛國家的偉大情結的思想源泉?？酌隙紡娬{公、義，反對私利。公指國家、民族、社會的整體利益，義指社會正義、治國做人的原則。每一個人都要重整體，輕個體；重社會，輕個人；重禮義，輕利益，不斷加強個人道德修養(yǎng)以適應社會穩(wěn)定與發(fā)展的需要。
孔子強調忠君愛國，為社會進步多作貢獻。他認為，士不可不弘毅，一定要有遠大的志向，寬廣的胸懷，堅強的毅力，不怕任重道遠，堅持見義勇為，努力以自己的學識道德影響社會，促使重民、愛民、惠民、利民、富民等進步主張的實現(xiàn)，謀求“大道流行”、“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鬃影褔暈閲业拇?，主張“事君以忠”,“居之無倦”,盡心盡職，直到獻出自己的生命。但孔子并不贊成對君的盲從。他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薄皬s父與君，亦不從也?！?《論語·先進》)孔子常把義與利并提，要人們用義理之心抑制利欲之心。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必須“見利思義”,重義輕利，視不義之富貴如浮云。君子處事的原則是合乎義理，唯義是從?？鬃影蚜x與愛國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冉有積極參加抗擊齊國侵略、保衛(wèi)祖國的斗爭，孔子稱之為義舉(見《左傳》哀公十一年)。這反映了孔子以國家利益為重，以治國安民為己任的遠大政治抱負和廉潔奉公的品格。“仁”作為一種內心心理，是重公愛國的內在根據(jù)。所以，孔子強調，君子應時刻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第一生命，“無終食之間違仁”,“有殺生以求仁，無貪生以害仁”。孟子則強調以理性把握社會倫理規(guī)范，控制生理本能，在生與死的關鍵時刻，“舍生而取義”。這種崇尚仁義、重公愛國的精神，應該說是很高尚的。雖然后來被宋明理學家們引上了“存天理，去人欲”的歧途，但其思想本身的重要理論價值和積極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岳飛英勇抗金，精忠報國，成為千古佳話。陳亮晚年中了狀元后賦詩道：“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發(fā)蒼。”(《龍川文集》卷一七)表達了他飽滿的愛國激情。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坦蕩胸懷，張載“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壯志，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責任感，充分表現(xiàn)了儒家知識分子重公愛國的崇高思想境界。這種“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雖然對個人權利、個人自由、個性發(fā)展造成了種種限制，但它確實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安定、和諧與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條件和道德體系，為中華民族的發(fā)達作出過有益的貢獻。所以，我們今天在批判封建禮教扼殺人性的殘酷性時，必須對“社會本位”問題進行辯證的分析，給予合理的評價，看到其發(fā)展的過程，批判地吸取其合理的成分。
(2)剛健進取。這是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態(tài)度的反映?！兑讉鳌酚芯涿裕骸疤煨薪。右宰詮姴幌??！?《乾象》)認為有道德的人應該像日月經天那樣，剛健奮進，永遠努力，絕不停止。這種自覺向上、奮進不止的拼搏精神，早在遠古即已有之。在距今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遺址，即已發(fā)現(xiàn)用貝殼堆塑的龍。成書于西周的《易經》六十四卦中第一卦乾卦，就是借龍的變化表達變易、發(fā)展的觀點。龍能隱能顯，變化萬端，能布云行雨，騰躍升天。雖然后來人們給龍加上了許多封建色彩，但中華民族以龍作為自己民族的象征，確實表達了一種奮發(fā)向上、剛健有為的精神。這種精神經孔子儒學的弘揚，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基本精神。
孔子認為，一個具有理想人格的仁人君子，必須好學上進，勇敢無畏地追求真理：“朝聞道，夕死可矣?！币钢静挥澹瑘匀滩话?，像耐寒的松柏那樣，經得住嚴峻的考驗，甚至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自己身體力行，“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八臅敝唬从晨鬃訉O子子思思想的《中庸》一書發(fā)揮了孔子這種刻苦好學、自強不息的精神：“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比寮业氖ト司佣际沁@樣做的：“堯舜一日萬機，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自強不息矣?！?《周易集解》引干寶語)勝利時不驕不躁，困難時百折不撓。“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王勃的這一名言正是儒家積極進取精神的寫照。從先秦到近代，這種自強不息的思想為各階層的人們所接受，成為中華民族堪于立世、持續(xù)發(fā)展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司馬遷在《史記》中曾有過一段集中的記載：“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布《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這種愈遭挫折，愈加堅韌的自強精神，是許多知識分子卓有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基礎。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刻苦治學，終于成為西漢大儒。朱熹一生，剛直儉樸，好學深思，寫了六十部著作，達四百三十卷之巨。王夫之在躲避清朝偵緝，藏身石船山中，貧病交加，腕不勝硯的艱難條件下，仍發(fā)奮著述，從不輟筆?！肮蕠嗷觊L縹緲，殘燈絕筆尚崢嶸”(王夫之《七十自定稿》),就是他戰(zhàn)斗一生的光輝寫照。

孟母斷機處碑

這種剛健進取的精神，是正人君子崇高氣節(jié)的表現(xiàn)?？鬃诱f：“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對惡勢力和外來侵略要堅持斗爭，決不屈服?！安唤灯渲荆蝗杵渖怼?。孟子則要求志士仁人培養(yǎng)“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做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文天祥抗元被俘后，堅貞不屈。他在《過零丁洋》一詩中寫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弊T嗣同在變法失敗后被捕入獄，在牢獄墻壁上題寫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慷慨就義，視死如歸。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激勵后人繼續(xù)斗爭。窮且益堅，堅忍不拔；萬難不屈，堅貞不渝。這種奮發(fā)向上、奮勇拼搏、剛健有為、永不停步的進取精神，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美國學者埃德溫· 賴肖爾在《中國論》(1992年出版)中指出：“中國國民是世界上最具堅韌力的國民……本質上是不滅的國民，不急不躁的國民。”他斷言，中國若能完成政治、特別是文化精神上的獨立，就意味著區(qū)別于近代西方物質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國將在最短的瞬間，向全人類展現(xiàn)其全新的希望，中國就能占據(jù)第一級的地位”。
(3)盡善盡美。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孔子深刻總結和全面發(fā)展了原始社會以來的優(yōu)秀道德傳統(tǒng)而建構起來的。孔子在結合社會需要，總結前人美德(包括勞動人民的優(yōu)秀道德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范疇，賦予其時代的新內容，作為“正人君子”的道德準則。這些范疇主要有：仁：有愛人之心，以助人為樂；孝悌：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忠：待人(尤其是上級)竭心盡力；義：見利思義，重義輕利，堅持原則，廉潔奉公；直：真實不虛，正直不屈；禮：以禮讓的原則治國，先人后己；知：聰明博學，通達禮樂；信：恪守信用，取信于人(民);謙：不說大話，居功不傲，虛懷若谷，不恥下問；勇：見義勇為，果敢堅強；惠：給人好處，“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溫：態(tài)度溫和；良：心地善良；恭：嚴肅認真；儉：勤儉節(jié)約；寬：待人厚道；敏：勤于勞作；剛：剛強不屈；毅：堅決果斷；木：淳厚質樸；訥：說話謹慎；公：公平合理；……等等。通過學習、內省、實踐等多方面的努力，“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論語·子張》);每日“三省吾身”,見過自訟，“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論語·里仁》);說到做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
嚴格地按照上述道德規(guī)范辦事，無過無不及，常行而不易，就達到“中庸”這一“至德”,成為理想的仁人君子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這樣的君子，如果居于高位，“行中規(guī)繩而不喪于本，立足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見《荀子·哀公》),就達到賢人境界；如果進而有圣明智慧，曉萬物之理，“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在充分、完全地實現(xiàn)自身的本性和價值的同時，充分實現(xiàn)天下一切人的本性和價值，那就達到“圣人”這一理想人格了。儒家理想人格學說內容之豐富、境界之高雅、價值之珍貴，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見的。這樣的理想人格，不僅在當時是最完善、最美好的“完人”,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非常高尚的。這一理想人格經孟子、荀子、董仲舒、張載、二程、朱熹等人的不斷弘揚，更加完整、充實、光彩照人。這一理想人格，既是鼓舞統(tǒng)治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加強道德修養(yǎng)，為建設一個富強而安定的封建國家而努力奮斗的精神力量，也是限制統(tǒng)治階級的驕奢淫逸、橫征暴斂，譴責貪官污吏，打擊不法分子的思想武器。在孔子倫理思想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tǒng)道德，對全社會產生支配作用以后，這些道德規(guī)范又逐漸為勞動人民所接受，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但把“完人”作為效法的楷模和理想的目標，追求道德的完善，這在現(xiàn)實社會中卻是有意義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
(4)人皆可圣。儒家的理想人格，具有鮮明的現(xiàn)實性和廣泛的群眾基礎。它抽象于現(xiàn)實社會，概括于歷代圣賢，又服務于現(xiàn)實的社會人生?？酌霞昂笫廊寮覍W者都把這一理想人格作為人們奮斗的最高目標，并從理論上鼓舞人們積極地向“仁人君子”靠攏。
孔子認為，人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認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習染的不同，才有了較大的差別。這就承認了每一個人在人格修養(yǎng)上的平等權利。
孟子進而提出了“性善論”,認為人生下來就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待人長大后，這“四端”便發(fā)展為“仁、義、禮、智”“四德”。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這就向人們指明了修養(yǎng)為“圣人君子”的可能性。
荀子持“性惡論”,認為人性就是與生俱來的“本始材樸”的本性，表現(xiàn)為“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和目之好色、耳之好聲、口之好味、心之欲求等方面的物欲和情欲，它們與封建道德的要求是相對立的。如果任其發(fā)展，就會發(fā)生爭奪乃至互相殘殺，影響社會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所以，必須通過后天的“化性起偽”,即通過良好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法制與道德教化，進行人為的加工，變革惡的本性，培養(yǎng)善的品德。他認為，圣人之所以成為圣人，是因為他們具有“仁義法正”。人們只要堅持不懈地努力，不斷加強道德行為方面的修養(yǎng)，就能認識、掌握“仁義法正”而成為圣人。他與孟子殊途同歸，也得出了“涂(途)之人可以為禹”的結論。
儒家學者，幾乎都承認在人性和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孔子的“性相近”,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在這一問題上都是統(tǒng)一的?！皥?、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惡》)東漢蔡邕提出“人無貴賤，道在者尊”(《勸學篇》)。張載、二程、朱熹等認為，人人皆有與生俱來的“天地之性”(亦稱“本然之性”、“天命之性”),“天地之性”來自本體的太虛之氣，是無地萬物與人類的共同屬性，是人的本質屬性?！罢撎斓刂裕瑒t專指理言?！?《朱子語類》卷四)因為“理”是“至善”的，所以“天地之性”也是至善的，“性于人無不善”(《正蒙·誠明》)。因而人人也便具有了先天的善性，具有了成為圣人的可能性。因為每個人還有來自陰陽二氣的“氣質之性”,一旦氣發(fā)生偏差，就會產生“惡”。所以，每個人又必須認真讀圣賢的書，加強道德修養(yǎng)，“變化氣質”,改變人所稟賦的客觀“氣質”,使自己成為圣人?？梢哉f，理學家們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是孟子“性善論”和荀子“性惡論”的綜合。王陽明說“滿街都是圣人”,代表了儒家在人性修養(yǎng)問題上的一貫主張，——為每一個人都發(fā)放通往理想人格的通行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