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魯迅1934年寫過兩篇同題為《運命》的雜文，這里選的是后一篇。最初發(fā)表于1934年11月20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1卷5期，后收入《且介亭雜文》。

這篇雜文首先比較了中日兩國關(guān)于婦女命運的兩種不同迷信。日本人相信丙午年出生的婦女命中注定要“克夫”——使丈夫早死，并且沒有化解這種夙命的方法。中國傳統(tǒng)的迷信，也相信某些婦女 “命兇” 或“命硬”，會克夫，但總有辦法“禳解”，使這種命運在實際上化為烏有。

魯迅從中國這一種具體的命運論推而廣之，指出：“中國人的確相信運命，但這運命是有方法轉(zhuǎn)移的。”更進一步，魯迅則從命運觀抽象為中國人的信仰觀，指出中國人信仰觀中的文化心理特征： “中國人自然有迷信，也有 ‘信’，但好像很少 ‘堅信’”，“狐狐疑疑，也許并不是好事情，因為這也就是所謂 ‘無特操’”。

至此，魯迅采取了由遠及近，從具象而抽象的方法。從日本的一種迷信談起，話鋒一轉(zhuǎn)，自然地“想到了中國”。這是由遠及近。從婦女的某一種“命”這一具體事情抽象為中國人的命運觀，再抽象為信仰觀。這又是由具象而抽象了。具象——抽象——再抽象，這三層關(guān)系，層層遞進.步步深入，邏輯推論嚴密，極富說服力。

行文至此，可以說是水落而石出了。然而，峰回路轉(zhuǎn)，作者緊接前面的結(jié)論，又下一個似乎矛盾的斷語：“但我以為信運命的中國人而相信運命可以轉(zhuǎn)移，卻是值得樂觀的。”這個斷語包含著豐富的思想內(nèi)涵。

我們知道，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魯迅畢其一生都在不懈地探索和解剖著我們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就是國民性。但前期與后期相比較，魯迅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方法與結(jié)論都是有重要差異的。即以對國民性中的命運觀的分析而言，魯迅前期與后期盡管同樣堅持認為中國人“無堅信”，但前期思考的重點，卻是嚴峻地批判中國人命運觀中的消極因素，尤其是“無特操”。

試引兩例?！恶R上支日記》：“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于神、宗教、傳統(tǒng)的權(quán)威，是‘信’和‘從’呢，還是 ‘怕’ 和 ‘利用’? 只要看他們的善于變化，毫無特操，是什么也不信從的……”《華蓋集·通訊》：“現(xiàn)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shù)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么？”

如果說魯迅前期從 “無堅信” 得出的結(jié)論之一是“無特操”那么，魯迅在這篇文章里則從“信運命的中國人而又相信運命可以轉(zhuǎn)移”這一仿佛同樣的文化心理中，得出了“值得樂觀”的結(jié)論。因為對命運之類迷信并不堅信的人民，更容易接受科學(xué)的洗禮。

這種分析典型地反映了魯迅后期革命樂觀主義的，從發(fā)展變化的觀點看問題的思想方法，閃耀著辯證法的光輝。

雜文作為文學(xué)的一種體裁，必須具備文學(xué)的基本特征。但是，雜文又是一種議論文，要求具備嚴謹?shù)倪壿?。魯迅雜文中文學(xué)的形象性與邏輯思維水乳交融，達到了高度統(tǒng)一。《運命》 即為一范例。

例如，魯迅從中國人相信命運但這命運有辦法轉(zhuǎn)移的 “命運觀”抽象出了一個包容更加廣泛的結(jié)論：“中國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堅信’?！睆倪壿嬌现v，這種歸納似乎有以偏概全的危險，因為前面所涉及的畢竟只是中國人的某一種具體的命運觀。但我們看魯迅的論證，卻并沒有僅僅局限于婦女的命運，而是以簡約的筆法列舉出大量例證，從命運到一般的信仰，且統(tǒng)統(tǒng)出之以形象生動的語言：“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燒紙錢作賄略，佩服豪杰，卻不肯為他作犧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戰(zhàn)士，明天信丁。宗教戰(zhàn)爭是向來沒有的，從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幾個人在皇帝耳朵邊的甘言蜜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