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的經濟政策與前任相比，也有一點重大區(qū)別，就是他在戰(zhàn)后采取金融開放政策，以買賣黃金外匯作為平衡通貨、穩(wěn)定價格與市場的重要手段，并在一個時期內顯出其成效。但是這一政策的基礎極不穩(wěn)固，在內戰(zhàn)不能停止的大環(huán)境下，很快失去效用，并直接導致了嚴重的經濟危機。
法幣與美元的兌換率一直是固定的，自抗戰(zhàn)后期起長期為20∶1。這顯然早已脫離實際情況，黑市兌換率大大超過此一比例，已經接近2000∶1。宋子文上臺后認為，這種情況導致法幣與美元比價與市場脫節(jié)，使外貿停頓，不利于經濟發(fā)展，因此他制訂了開放金融的計劃，將法幣與美元兌換率改為隨市場供給自由浮動，并由中央銀行操控買賣市場，他以為這樣“對外貿易便可暢通，各項物資尤可隨人民的需要而增加，游資之流入投機市場，以助長物價之波動者，亦可納入商業(yè)正軌，國外原料及機械，也可因對外貿易之恢復，源源進口，來配合國內工業(yè)之發(fā)展，足以使增加生產，并收平定物價的效果，所以開放對外貿易，在國內可以安定人心，在國外可以導引投資，予我國經濟建設以重要的助力”^[1]。這一政策的重要倡導者，是行政院的美國顧問楊格，他力主實行這一政策的目的之一，是有利于戰(zhàn)后美國資本的對華擴張，也符合美國倡導的世界經濟自由化潮流，而宋子文執(zhí)著于西方經濟理念，以西方理想套中國現(xiàn)實，最終導致自己的失敗。
實行金融開放政策，需要有相應的金融市場作后盾。宋子文在開放外匯買賣的同時，決定以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為基礎，以官價通過上海黃金市場買賣，借此回收大量發(fā)行的法幣，吸取民間游資，穩(wěn)定通貨，并給金融開放政策以有力支撐。宋子文采取這樣的政策，姑不論其是否有私心^[2],但確有以此平抑物價，穩(wěn)定經濟的意圖，而在發(fā)行難以控制的情況下，以此作為回收通貨的手段，也不失為一條可行途徑。而宋子文之所以能夠實行這個政策仰仗于三大法寶，即庫存黃金、美元和戰(zhàn)后接收物資。據(jù)統(tǒng)計，中央銀行擁有的黃金外匯儲備于1945年底達到最高峰，為85,805萬美元，其中黃金為568萬盎司，1946年上海接收物資變賣收入為6698億元^①,這樣空前的硬通貨儲備，為宋子文的金融開放政策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而國內一度的和平氣氛，使宋自信其政策可以成功。這一政策實施初期收到了一定成效，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也有它的合理性。然而它在本質上是自由經濟與開放經濟政策，適合的是和平時期，它能夠順利實行的前提是市場預期心理的穩(wěn)定，要做到這一點，又需要政治的穩(wěn)定?？墒菄顸h堅持內戰(zhàn)政策，戰(zhàn)爭要求的是緊縮經濟和統(tǒng)制經濟，在內戰(zhàn)烽火四起的情況下，市場對未來前景的預期不確定，黃金外匯買賣價格便極易波動，引發(fā)投機，因此黃金外匯買賣價格不僅不能壓抑物價，反而成為物價上漲的帶頭羊，導致兩者之間互相刺激、互為影響的惡性循環(huán)，最終連累整個經濟大局。加上國民黨各級軍政官員在市場上興風作浪，以投機獲取個人利益，更使宋子文的黃金外匯政策難以成功。事實證明，開放黃金外匯市場是宋子文施政期間最引起眾人非議并最終徹底失敗的一項政策，除了消耗大量黃金外匯儲備由官控轉為“民有”,并引發(fā)了一場空前的經濟危機之外，這一政策不僅未能取得宋子文當初設想的成果，而且成了他下臺的導火線。
1946年2月25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開放外匯市場案》,將進口物品分為三類，一類為工業(yè)及民生需要物品，可自由進口，二類為煙草、汽油、汽車、紡織品等，可經許可進口，三類為奢侈品，禁止進口；中央銀行指定若干銀行買賣外匯，供一二類物品進口之用；廢止官價外匯匯率，由中央銀行根據(jù)供求情形，隨時調節(jié)，對于外幣現(xiàn)鈔及黃金買賣，依同樣原則辦理；政府撥出美金5億元，并由中央銀行撥出一定數(shù)量外匯，作為基金，作隨時平準市場之用，并指定專員負指揮運用之責。金融開放政策由此付諸實施^[3]。2月26日，貝祖詒出任中央銀行總裁，成為金融開放政策的實際指揮者。
3月4日，中央銀行開放外匯市場，以法幣2020元兌1美元的價格買賣美元。與此相配合，中央銀行制訂了《黃金買賣細則》,每天由各金號銀樓向央行申購黃金，即明配，另外由央行委托幾家指定金號隨時拋售黃金，即暗售，通過這種方法，中央銀行控制著市場黃金買賣的平衡^[4]。8日，中央銀行開始買賣黃金，每條(10兩)售價165萬元，起初2個月內，黃金買賣大體持平，4月賣出3674條，買進3000條。從5月開始，賣出大大超過買進，6月賣出19,982條，買進只有402條，凈賣出19,580條，買賣已經完全失去平衡，表明市場對未來預期的悲觀及對法幣的不信任。同期美元買賣情況與黃金大體相當，4月買進1013萬美元，賣出1850萬美元，凈賣出837萬美元，此后逐月增加，6月凈賣出2492萬美元^[5]。但因為當時中央銀行手中掌握的黃金美元數(shù)量甚大，通過大量拋售，尚可維持黃金外匯價格的基本平穩(wěn)。7月金價升至190余萬，美元2500余元，上漲了20%左右，還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兩者指數(shù)的上漲(與戰(zhàn)前相比),分別為756倍和1663倍，遠低于同期上海物價4072倍的漲幅^[6]。也正因為如此，投資或投機于黃金外匯市場所得，實際是低進高出，利益遠大于其他市場，而這又導致黃金外匯市場在巨大投機壓力下的崩盤。
由于在實行開放市場政策時，高估了法幣與美元比價^[7],導致外國商品大量進口，外貿入超嚴重(6月入超已超過千億，還不算走私),外匯市場售匯壓力日漸增加(8月美元凈售出3262萬元),法幣的持續(xù)疲軟，加上游資作祟^[8],造成市場拋出法幣換取黃金美元之風日甚，迫使中央銀行于8月19日宣布將法幣與美元比價由2020∶1調高為3350∶1,法幣貶值66%。表面上，改變外匯匯率的理由是鼓勵出口，減少進口，激導僑匯，扶助生產^[9],然而實際上，此舉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意味著原有自由買賣外匯政策已經難以為繼。市場的反應非常靈敏，調整外匯匯率決定公布后，上海金價越過200萬大關。由于中央銀行供應能力的有限，一度消失的黑市卷土重來，與公開市場互相刺激，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形勢的惡化。雖然中央銀行嚴令取締黑市，并規(guī)定美元價格不得超過官價的5%,但在經濟規(guī)律作用下，無法遏止黑市現(xiàn)象的存在，美元黑市價已超過官價的三分之一。11月17日，政府又決定修正進出口貿易辦法，實行輸入許可與出口補貼，大幅度放寬出口限制，同時嚴格限制進口，除禁止進口物品外，所有其他物品進口亦需申領許可證，用行政手段壓抑進口，緩和外匯供應壓力，此舉對減少外匯供應確有成效^[10],但對整個經濟環(huán)境的改善、對壓抑黃金價格并無明顯作用。在黃金外匯價格上漲幅度較為平穩(wěn)時，一定數(shù)量的買賣有助于平抑市場物價的上漲。而一旦價格大幅度上漲，社會對平抑物價的信心就會動搖，黃金外匯價格反成為物價上漲的帶頭羊，并刺激市場萬物齊漲，整個經濟形勢很快就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
黃金買賣運作由宋子文指示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再由貝下令央行業(yè)務局局長林鳳苞和副局長楊安仁執(zhí)行，復由央行指定的同豐余等五家金號銀樓作為市場代理人，每天的拋售數(shù)量和價格高度機密，知者不過三五人，也沒有非常嚴格的手續(xù)規(guī)章。全部過程外人不得與聞，不要說財政部長俞鴻鈞，即便蔣介石，對于黃金外匯買賣情況也是一知半解^[11]。運作過程的機密性，固然使外界對央行的實力不明底里，但導致市場極易受流言影響，在各種勢力尤其是權勢機關、人物的介入下，市場日漸成為投機集散地，各軍政機關收到現(xiàn)鈔后，首先用于購買黃金美元，大量軍餉發(fā)出后，原封不動地回到上海黃金市場，投入黃金投機買賣^[12]。一般工廠企業(yè)在開工困難的情況下，也改走炒買黃金之路。同時由于外地金價大大高于上海，導致游資向上海集中，搶購黃金保值。而且由于央行的拋售，金價上漲幅度還小于物價上漲幅度，使投機黃金買賣有利可圖。就在各色人等幾近瘋狂的投機行為下，中央銀行有限的黃金外匯儲備無論如何也難以抵擋。
由于美元匯價的改變，美元投機稍有收斂，市場游資多集中于黃金，進一步加大了黃金價格上漲的壓力。12月12日，上海黃金價格突破300萬大關，美元價格達到5650∶1,黃金美元價格從此開始進入急速上揚階段，幾乎到了一日一漲以至一日數(shù)漲的地步。12月24日，金價突破400萬，中央銀行兩天拋出16,000條黃金，才使金價稍有下降。由于物價的上漲，1947年1月1日，當局宣布實行花紗布管制，凡由政府供給外匯購棉之棉紡織廠，其生產之棉紗、棉布的半數(shù)由政府按成本加價20%收購。加之中央銀行于16日發(fā)行500元關金券，其與法幣兌換比例為1∶20,即合法幣1萬元，這更刺激了物價的狂漲。中央銀行孤注一擲，1月30日一天拋出黃金19,000條(19萬兩，合六噸左右),回收法幣750億元，“氣魄”不可謂不大，但2月4日，上海金價仍無情地漲到480萬，美元達到8500∶1^[13]。次日，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出口結匯由政府補貼100%,進口貨物從價征收50%附加稅，以圖挽救法幣的頹勢，預示著黃金外匯政策已至強弩之末，市場反應則是更瘋狂地投機。6日，上海金價一日五漲，達到550萬，美元兌法幣比價突破1萬，并引發(fā)各地投機搶購狂潮的出現(xiàn)，南京、廣州、漢口、重慶金價均突破600萬，天津暗盤達到700萬。上海由于央行拋售，金價相對較低，引來各地游資聚集上海市場爭購，央行已至無法招架之境。8日，央行停止暗售黃金，10日，停止對金號的配售(即明售)。由于在毫無通告的情況下突然停售黃金，使快速上漲的市場物價一下失去原有的制動閥，黃金、美元黑市價格暴漲，上海金價漲至720萬，美元達到16000∶1,帶動市場謠言四起，一片混亂，所有物價均大幅度上漲，引發(fā)了抗戰(zhàn)勝利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以上海物價指數(shù)為例，1946年3月為戰(zhàn)前的2558倍，12月為5713倍，9個月上漲了123%,而1947年2月為10665倍，兩個月即上漲了86%^[14]。
黃金價格的暴漲，引發(fā)經濟危機，使國民黨中央再也不能對此熟視無睹。2月11日起，蔣介石連續(xù)召見宋子文并主持中央常會，討論經濟形勢。此時，上海黃金官價730萬，但有價無市，黑市高達940萬，直逼千萬大關(廣州已達到1100萬)。宋子文雖也意識到形勢的嚴重，但仍圖最后一搏，他要求蔣介石核減預算，節(jié)約開支，以對金價釜底抽薪。這是正孜孜于前方軍事行動的蔣介石所不可能接受的，他要宋速籌對公教人員以實物代貨幣的緊急方案，以安定人心。然宋子文仍不甘心，2月13日，他搬出美國顧問楊格見蔣，提出改變外匯匯率，繼續(xù)拋售黃金，被蔣認為“決難持久”,“期期以為不可”^[15]。蔣決定實行停售黃金、管制物價、禁用外幣、取締投機等一系列經濟緊急措施。財政部長俞鴻鈞過后在國民參政會解釋實行緊急措施的原因是，“全國各地游資麇集上海，群以黃金為投機對象，央行如不大量拋售，則金價日高，刺激物價。如擬以全力與投機者相搏，則犧牲甚大，徒使牟利者益增利潤。于是政府運用黃金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轍”^[16]。
2月15日，中央銀行公告停止拋售黃金。16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主要內容為：1.關于平衡預算，本年度政府支出，除非迫切需要者，均應緩發(fā)；嚴格征收稅收，加辟新稅源；加緊標售敵偽產業(yè)和剩余物資；國營事業(yè)除重工業(yè)及特殊者外，應公開出售民營。2.關于取締投機買賣安定金融市場，即日起禁止黃金買賣；禁止國外幣券在境內流通；加強金融業(yè)務管制。3.關于發(fā)展貿易，法幣與美元比價調為12000∶1;廢除出口補助進口附加稅辦法；推廣出口；修正進口許可制度。4.關于物價工資，行政院指定若干地點，嚴格管制物價；一切日用必需品，按評議物價實施辦法，嚴格議定價格；職工薪金，以1月指數(shù)為最高指數(shù)，糧、布、燃料亦按1月平均零售價，定量配給于職工；經濟緊急措施時期內，禁止罷工怠工、投機壟斷、囤積居奇。5.關于民生日用必需物品供應，政府對日用必需品米、面、布、燃料、鹽、糖、油以定價供應公教人員，先在京、滬兩地試辦，并在各重要地區(qū)分期推進。同時公布的有《取締黃金投機買賣辦法》、《禁止外幣流通辦法》、《加強金融業(yè)務管制辦法》、《評議物價實施辦法》等條例，對于有關金融物價事項作出了嚴格規(guī)定，如禁止黃金外幣買賣、流通，持有者必須按公布價在指定行局兌換成法幣，違者處五年以下徒刑；各行局應嚴控放款，5000萬元以上放款必須經四聯(lián)總處核定，多余款項一律存放中央銀行，機關單位用款一律使用支票，商業(yè)行莊業(yè)務應照章辦理；一律不準新設銀行錢莊；在全國重要地點設立物價評議會，評議主要民生日用必需品售價，協(xié)助檢舉違反議價行為，等等^[17]。在這些規(guī)定中，最重要者當屬嚴格管制黃金外匯和物價，期以遏制投機風，穩(wěn)定急劇惡化的經濟形勢。當局矯枉過正，甚至規(guī)定金銀首飾店的首飾亦需登記，在三個月內出售，逾期未售出者，必須兌換為法幣?？梢婞S金風潮影響所及，已經到了草木皆兵之境。然而且不論這些規(guī)定是否真正有效，過于嚴厲的規(guī)定本身就因為其沒有可操作性而留下了反彈空間(有關首飾業(yè)的規(guī)定即明顯例證)。不出兩月，這些看似極為嚴厲的規(guī)定便有了程度不同的松動。
黃金風潮中損失的黃金美元數(shù)量，由于其機密性，當年從未公布過確切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當監(jiān)察院徹查風潮委員向貝祖詒詢問時，他答以“事關機密，奉主席諭，對任何人不能公開”^[18]。較為可靠的統(tǒng)計有兩個。其一為現(xiàn)公布的財政部檔案所載，自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共售出黃金353萬兩，收回法幣9989億元，結存黃金122萬盎司^[19]。更詳細的數(shù)字出于美國斯坦福大學所藏國民政府經濟顧問楊格檔案。根據(jù)中國政府當年致送楊格的密件可知，中央銀行擁有的黃金外匯儲備，1946年2月已較上年底的峰值略有下降，為83,359萬美元(其中黃金未變，仍為568萬盎司),1947年2月下降到37,987萬美元，減少了45,372萬美元，為上年2月的46%,為峰值時的44%,其中黃金為237萬盎司，減少了331萬盎司，為上年2月的42%,即兩者均在一年中減少了一半以上，黃金減少比例更大一些^[20]。這兩處檔案所記黃金損失數(shù)量差別不大，前者比后者多近7%,唯留存數(shù)有較大差別，前者只有后者的51%?？紤]到楊格檔統(tǒng)計為逐月報告，且包括外匯統(tǒng)計，因此可能更為可靠。央行在一年的金融操作中，黃金外匯損失相當嚴重，但并非如外傳消耗殆盡^[21],然而由于財政當局操作上的機密色彩，事發(fā)后又刻意封鎖信息，使得黃金潮的影響被人為擴大了，加上國民黨內復雜的派系矛盾，直接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政治經濟危機。
上海黃金風潮爆發(fā)，引發(fā)全國社會動蕩，輿論嘩然，對國民黨統(tǒng)治帶來相當大的沖擊，宋子文因此成為眾矢之的。2月13日，監(jiān)察院由院長于右任主持會議討論黃金風潮，決定派何漢文等四委員前往上海徹查。次日立法院會議則對宋子文發(fā)動猛烈攻擊，要求“宋子文應辭職以謝國人”。傅斯年在《世紀評論》雜志連續(xù)發(fā)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兩文，以極為尖銳的文辭痛責宋子文經濟政策的失敗。文章開宗明義便說：“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并不由于革命的勢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潰！”此語直指國民黨統(tǒng)治的危機，而要挽救這個危機，“要做的事多極了，而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傅文以宋子文連帶以孔祥熙作靶子，批判“孔宋兩氏這樣一貫的做法，簡直是徹底毀壞中國經濟，徹底掃蕩中國工業(yè)，徹底使人失業(yè)，徹底使全國財富，集于私門，流于國外”。提出“徹底肅清孔宋兩家侵蝕國家的勢力，否則政府必然垮臺”^[22]。傅文一出轟動朝野，成為倒宋潮中的重磅炮彈。早就對宋子文不滿的CC系和國民黨內其他派系亦借機發(fā)起倒宋潮^[23]。宋子文經濟政策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宋本人無論多么能言善辯，也抵擋不住輿論的攻擊，黃金風潮使他遭到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打擊。以他行政院長的身份卻成為輿論公開攻擊的對象，預示著他的政治地位也搖搖欲墜。
宋子文的經濟政策不但導致經濟的危機，而且引發(fā)對國民黨政權的信任危機，蔣介石震怒之下決定換馬。據(jù)宋的親信貝祖詒告訴張嘉璈，29日下午，蔣介石約宋子文談話，告訴他明天立法院會議將對其大加攻擊，是否不必出席。宋答以如不出席，必須辭職。蔣名為關心其聲譽，實際暗示宋自動辭職，但宋并不明確表示，談話沒有結果。當晚，蔣再約宋談，告以不必出席為宜，宋謂只好辭職，蔣允之。由此觀之，宋尚有戀棧之心，他的下臺實為蔣逼迫的結果^[24]。3月1日，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行政院長宋子文辭職照準，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張群任副院長；免去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職務，任命張嘉璈為中央銀行總裁。對于下臺，宋子文心中難免有對蔣介石不支持自己的怨氣。當天，他未如蔣之要求，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立法院報告財政金融方針。他首先自夸了一番理財功績，接著聲稱“政府對于收入極為有限，但為應付各方開支要求起見，不能不仰仗于增加發(fā)行。本人深悉此種途徑，足以引起可能之嚴重局勢，因此本人和同僚們，日夜為這個問題擔心，但是各方面總以為本人是在一味拂逆他們的意志。如此忍受各方的責備，幾乎只可認為命運所支配”。此種表示暗含了他對蔣不同意他削減開支也即軍費主張的不滿。宋不無傷感地承認，“本人已經好像是公眾的仇敵，每遇物價暴漲，本人即被人唾罵”,但他表白：“本人自從擔任行政院的職務以來，一切盡心力而為之，政策方面，可能有錯誤的地方，而在良心方面，離開行政院的時候，覺得絕對對得起國家民族。”然而立法委員不因宋的表白而罷休，宋講完后立委群起質詢，宋稱“所有問題不加答復，以后問題自有新院長答復，關于黃金外匯之問題，俞部長及貝總裁均知道很清楚，辭職的人不應該講話”。言畢揚長而去，既讓準備打落水狗的立委們無奈，又將了蔣一軍^[25]。
監(jiān)察院調查黃金風潮案四立委于3月間對宋子文提出彈劾案，認為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長以來，其誤國失職多端，尤以此次黃金風潮，使社會騷動，影響國計民生至深且巨”。該案列舉宋之誤國失職事實為，財政金融政策失當，摧殘生產事業(yè)使國民經濟瀕于破產，運用黃金政策失敗貽誤國家財政，浪費外匯促成金潮，獨斷孤行貽誤全盤行政，因“依法提出彈劾，即請?zhí)岣稇徒洌哉V紀”。但監(jiān)察院的審查意見為：“本案所舉彈劾宋子文之事實，均屬政策運用問題，尚未舉出有何犯罪情事。該宋子文于金鈔風潮發(fā)生后，既經自請去職，應毋庸再付懲戒?！?sup>①在3月舉行的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與會者對金潮案反應強烈，以黃宇人領銜，一百名中央委員臨時動議，提出《懲治金鈔風潮負責大員及徹查官辦商行賬目沒收貪官污吏之財產以肅官方而平民憤案》,提出：“拋售黃金政策，原意固在收回法幣，乃負責主持之人，不但運用失宜，抑且有勾串商人操縱圖利之嫌，亟應一面再促政府依法提付懲戒，一面轉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從速查明議處，以肅黨紀?！笔Y介石雖對宋子文不滿意，但一損俱損，對宋的攻擊過火，亦影響國民黨的公眾形象，因此蔣在三中全會上為宋辯稱，宋院長“依法執(zhí)行任務，不知何故加以譴責”;“宋子文在行政院長任內，并不貪污，如謂余見貪污而不知，則由余負責”。他告誡說，“這次三中全會通過之決議案，大部分屬于破壞性”,“黨內紛爭，殊為扼腕”。查辦宋的聲浪就此停息^②。而對金潮本身，國民黨拿不出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辦法來，只是寄希望于“迅速處理無須國家經營之企業(yè)，出售敵偽產業(yè)及剩余物資，并整理稅收，以 謀 在 短 期內彌補財政之不足，防止通貨之膨脹”^[26]。
3月13日，與黃金風潮案有關的中央銀行業(yè)務局局長林鳳苞、副局長楊安仁和上海金業(yè)公會主席兼同豐余金號經理詹蓮生三人被捕，貝祖詒亦被監(jiān)察院提出彈劾(后予以申戒處分了事)^[27]。林、楊兩人受貝祖詒的指示，與詹蓮生直接聯(lián)系，通過詹進行全部明配與暗售業(yè)務。據(jù)監(jiān)察委員調查指稱，央行出售黃金價格由同豐余等行號與央行對講電話報告為準，行號指定則由貝祖詒等三人“任意決定，漫無標準，已屬不當，益以此五家均系由詹蓮生一人介紹，則顯然央行出售黃金事宜在市場方面故任詹蓮生一人把持操縱，謂為官商勾結，實非過分”^[28]。由于這個過程的高度機密性，林、楊等有無玩忽職守、貪贓枉法之處，恐怕法庭也很難得其詳，但詹蓮生獲利之豐則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他在事先得知買賣數(shù)量和價格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時間差賺上一筆，更重要的是，黃金賣出前需要從金塊改鑄成市場所需的金條，每條有三分火耗，如按售出35萬條黃金計算，僅此一項，詹即可得到十余萬兩黃金^[29]。4月4日，上海地方法院開庭審理配售黃金“舞弊嫌疑”案。林、楊兩人均稱“一切都是奉命辦理”,詹蓮生亦稱買賣黃金的金號和價格都是由局長和總裁決定，“我絲毫不能參加意見”^[30]。然而無論當事人怎么說，對這一震動全國的案件總要有所交代，最后，法院以判處林鳳苞無罪，楊安仁有期徒刑八年，詹蓮生有期徒刑四年而了結此案。其實嚴格說來，不僅是林、楊兩人，即使貝祖詒亦不過奉命行事，黃金風潮引發(fā)的危機絕不是處理這樣幾個人物所可以解決的。
黃金風潮的爆發(fā)并引發(fā)經濟危機，原因很復雜，但從“根本上講，物價的病根在于通貨，通貨的病根在于內戰(zhàn)。內戰(zhàn)不停，生產不能進展，通貨不能停發(fā)，物價便無法收拾。黃金政策，即使改弦更張圓滑的運用，還只能減殺物價的波動，并不能根本解決物價問題”^[31]。解決的辦法如同時論所言，“今天中國的經濟財政病癥，任何專家設計，任何醫(yī)生開藥方，其前提只有一個，就是停止內戰(zhàn)，實現(xiàn)和平”^[32];傾向于國民黨的著名金融家陳光甫認為，除非政府改變對中共的政策，否則經濟注定無法長期維持，黃金政策的失敗不在于中央銀行的錯誤，而是錯誤的政治政策的結果^[33]。黃金風潮的當事人貝祖詒在辭職答立法委員質詢時直言不諱地認為，黃金政策一度取得的成功，“原因大部應歸功政協(xié)會議之成功”,“主要由于國內和平，今年情勢大變，此一政策能否繼續(xù)施行，實有詳細加以考察必要”^[34]。國民黨無意實行和平政策，因此其經濟政策只能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找不出根本解決之道。
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的出臺，暫時以行政手段抑制了市場動蕩，然而并未能解決危機爆發(fā)的根本原因。時論認為，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在目前或不失為一治標應急之策。但是國內經濟上的積弊，政治上的積弊，幣值穩(wěn)定上的積弊，依然很明顯的存在。一次風潮算是過去了，第二次的風潮又在醞釀著。如果不從根本上想辦法，難道焦頭爛額的人民生活，還經得起再受打擊嗎？”^[35]這是當時社會各界和輿論的普遍看法與擔心，即使國民黨官員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張嘉璈上任后，認為能否平衡預算、獲得外援及軍事勝利，是穩(wěn)定財政經濟的三個條件，而在戰(zhàn)爭毫無希望的情況下，“法幣增發(fā)，物資日趨缺乏，距離緊急措施之平衡預算與穩(wěn)定物價兩目標，相去日遠”。如是，“則我之任務必告失敗。思之幾于寢食不安”^[36]。他的不安完全被其后的事實所驗證。他要求中央銀行墊款應有限度，緊急支付命令宜經過審核再付，財政部長俞鴻鈞首先反對，“謂軍費支出，無法拒絕，何能規(guī)定中央銀行墊款限度。主席亦以俞部長所言為然”^[37]。在這種情況下，張嘉璈遲早要走上宋子文的老路。果然，在國民黨拿不出治本之策的情況下，市場只維持了大約兩個月的穩(wěn)定，4月中旬開始，因為法幣萬元大鈔的發(fā)行，物價再度發(fā)生劇烈波動，從而成為5月反內戰(zhàn)爭民主運動的直接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