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人的話本原貌，除了長篇的講史(宋人把“小說”，即現(xiàn)在所稱的短篇小說和 “講史”，即現(xiàn)在所稱的長篇歷史小說統(tǒng)稱“說話”，說話人的底本都應稱“話本”，但后來習慣只稱短篇小說為話本了)有少數(shù)平話的刻本存留外，短篇小說現(xiàn)存的刻本最早也是明人刊印的。其中除《清平山堂話本》最接近原貌外，另一些大抵多少經過明代以后文人的篡改或修飾，改動得少一點的還可以辨別出宋元人話本的風貌，有的則已面目全非。本篇雖然也經過明人的改動，但宋元人說話的風格還保存了一些，說話人的口吻也依稀可辨，但和《清平山堂話本》保存的較少改動的舊時話本相比，文字畢竟整齊繁褥得多了。

宋元人話本的優(yōu)秀篇目大抵取材于當時的現(xiàn)實生活，而且，說話人集中在京城瓦舍，常以京城附近發(fā)生的事件為題材加以藝術虛構而成。本篇故事發(fā)生于臨安，最早當是南宋人的話本。按宋人說話的家數(shù)，屬于公案類小說。公案小說可說是后世偵探小說、推理小說的前身，只是當時沒有私家偵探，案子只能由官吏和捕快來偵破。本篇是一件沒有偵破的冤案，案情的水落石出是湊巧實現(xiàn)的。

案子的形成也很湊巧，女主角陳二姐原是臨安破落戶家子弟劉貴的妾，劉貴的大老婆王氏之父壽誕，劉貴和王氏回岳家祝壽，岳父王老員外憐惜女婿無計謀生，借給他十五貫錢，供他作小本經營。劉貴當夜背著錢袋回家，途經一個生意行中的熟人門口，順便商量經營之道，那人留他喝了酒。劉貴薄醉回家，敲門半天，陳二姐才來開門。他一面帶著酒意，一面怨二姐開門來遲，就騙她說已將她典給別人，拿到了十五貫典身錢，明日就送她過門，并詐說文書已辦妥，對方還特地請了酒。二姐見他拿著錢，又有醉容，不容不信，便乘夜出逃，先在鄰居朱二媽宅中過夜，準備次晨回父母家訴說此事。誰料半夜來一竊賊，潛入劉貴家，殺人劫錢而去。次日，近鄰發(fā)現(xiàn)劉貴被殺，陳二姐失蹤，朱二媽又提供了陳二姐一早已去娘家的信息，眾人遂追蹤而去。陳二姐回家途中，湊巧遇到絲販崔寧收帳回家，兩人結伴同行。鄉(xiāng)鄰趕到，將兩人一同扭回。更巧的是，崔寧錢囊中的錢數(shù)也是十五貫，恰是劉貴錢數(shù)。于是認定兩人系姘識，殺夫取財而逃。官府據(jù)王員外的申訴，屈打成招，將兩人處死。王氏喪夫后準備改嫁，在回娘家途中被強盜靜山大王劫為壓寨夫人，從靜山大王口中，得知他才是當年殺夫劫錢的真兇，于是向臨安府告發(fā)，審明處死。

整個情節(jié)全是巧合，巧得有如“鬼使神差”。說話藝人為了吸引聽眾，要用復雜曲折的情節(jié)吸引讀者，因此每每用偶然的巧合編造故事，所謂“無巧不成書”。此篇舊題《錯斬崔寧》，馮夢龍將其編入《醒世恒言》時，改為今題《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巧禍”二字點題明確之至。

世界上的事確有不少偶然的巧合，但在文學中，不能一味依仗巧，巧也必須巧得合情合理，在生活的邏輯上通得過去，才能造成藝術真實感。一味奇巧，巧得出格就會陷于虛假，那就不行了。像現(xiàn)在的某些偵探電影和武打片，主人公陷入困境掙不脫時，霎時一聲槍響或一刀飛來，好人就莫名其妙地得到了解救。一次兩次，次次都靠巧來把情節(jié)連下去，這種巧法就未免太突兀，露出了預先設計的形跡，道理上也講不通，只能騙騙老太婆和小孩子。萬事乞靈于巧合必然導致藝術真實感的喪失，藝術就不復成為藝術。

這篇小說也以巧為關節(jié)，但情節(jié)的發(fā)展卻不失情理，不是一味生湊硬斗。劉貴從丈人處借得十五貫錢是為了做生意，因此路過一個做生意的熟人家門口，進去商議一下生意經是很自然的。主人招待他喝幾杯，也是生活中常有的事。回家時陳二姐開門稍遲，劉貴便乘著酒意開了個玩笑恐嚇她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他既帶著錢回家，詐說是典身錢，也不容二姐不信。更何況帶著酒意，說是訂了契約，吃了典主的酒，尤入情入理。二姐一急之下要去娘家申訴，更在情理之中。時已黃昏，一個小婦人不得不到朱二媽家去借宿一夜，次早上路，揆情度理也很真實。路上遇到趕路的絲販崔寧，結伴同行，也算不得什么稀奇事。這一切都算不上巧，唯一巧的是崔寧所收來的絲帳也是十五貫，不多不少。由于一路開展來的情節(jié)都挑不出毛病，這點偶然巧合(生活中也會有這樣的巧事)便也帶了過去，不很惹眼了。真實是文學的生命，從小說的細節(jié)說來，是真實的，所以這篇小說站得住，并非全賴巧合。

但更大的真實當然是封建社會官吏的昏聵顢頇，草菅人命，以及司法制度的腐敗黑暗.即小說所評騭的“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專用刑威逼供，釀成冤案。在這種黑暗政治下，崔寧、陳二姐似的無辜枉死，決不是巧，也決非偶然事件。左鄰右舍之所以卸脫關系，只求案子快點了結，也無非是出于害怕官府胥吏的騷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豈不見這十五貫錢名曰還給原主，實際上“也只好奉與衙門中人做使用，也還不夠哩” 么？誰都怕官府，怕連累自己打沒頭官司。這便是小說所揭露的現(xiàn)實，“巧禍”不巧。

由于公案小說的慣例，案情最后必須水落石出。也由于市民聽眾的習慣，他們的感情承擔不了悲劇的結果，必須來點緩沖，來點補償，于是作者便安排了真兇靜山大王出來吐露真相，伏法抵罪，以少抑人們的不平。這后一部分，即王氏偏偏落到了靜山大王的手里，被劫做了壓寨夫人的情節(jié)，倒確實太巧了一點。而且以小說品類說，在一篇公案小說中，孤零零地插入了凈山大王的“樸刀桿棒”類情節(jié)，題旨上又無內在的聯(lián)系，藝術格調也很不統(tǒng)一，顯然是小說的缺點。這現(xiàn)象也表明了，作品形式上的毛病，也一定是內容上的毛病，而且是導源于內容的毛病。

小說線索單純，布局錯落有致，沒有多少藻飾，要言不煩，顯得干凈樸素。情節(jié)的交待也清楚流利，保持著早期市民文學特色。全篇除了插入幾句對官府的抨擊外，也沒有多少如后期擬話本常有的枯燥的說教，這些都值得稱道。

清人朱皠曾據(jù)小說的本事改編為《十五貫》傳奇， 加上了況鐘私行察訪和破案的情節(jié)，成為表揚清官的戲劇，一定程度地轉移了小說的題旨。這部戲在昆曲舞臺上不斷搬演，50年代還轟動了一時，所以，這篇小說的影響極廣。此外，清人鵝湖逸史還有《十五貫》彈詞，長期是戲場的熱門節(jié)目。因此，在江南一帶，群眾對這故事更為熟悉，遠遠超過其他各種宋元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