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4日被捕的三十二名學生，因各方面出面保釋，于5月7日上午全部釋放。這時，教育界成為反動勢力攻擊的主要對象。在各種壓力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于5月9日晨不辭而別，離京出走。蔡元培臨走前留下一個啟事：“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褚鄤谥?，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系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系。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sup>[1]
同時，教育總長傅增湘也提出辭職，經(jīng)徐世昌于5月15日下令批準任命教育部次長袁希濤暫行代理部務^[2]。傅增湘辭職后，教育總長一職，政府提出由眾議院副議長田應璜繼任。5月16日，安福俱樂部召開全體大會，王揖唐發(fā)言說：教育總長繼任人選，“大總統(tǒng)及錢總理親對鄙人談及，擬以田君應璜擔任之。鄙人詢及田君之意思，初不肯就，后以為既是本部黨員，應聽同人之公決。好在此舉非本部所要求，乃大總統(tǒng)之意思”^[3]。經(jīng)過一番討論之后，決定聽任政府處置。也就是說，田應璜準備走馬上任，安福系企圖染指教育大權了。
但是，田應璜將出任教育總長的消息傳出后，立即遭到各界人士強烈反對。5月17、18兩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lián)合會連續(xù)召集會議，決定向政府提出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等要求，如不獲準，則于19日舉行總罷課。19日，總罷課開始了，學聯(lián)發(fā)表了罷課宣言和《上大總統(tǒng)書》,要求拒簽對德和約，懲辦曹、陸、章，同時指出：“教育總長傅公，大學校長蔡公，學問道德，中外推重，近來教育界有發(fā)皇振勵之氣，皆分二公之賜。而傅公則無端免職，蔡公則被迫遠引，以致各校校長聯(lián)翩辭職。日內復盛傳政府將以品卑學陋之田應璜繼傅公之后，似此摧殘教育，國家之元氣可傷?！?sup>[4]張謇也通電譴責說：“報載將有安福派繼長教育之說。安福何派？派有何人？江海野人，無暇聞此。惟聞前此出錢收買議員，即此派人；則掃蕩國人之廉恥者，此派人也；煽播政爭之酷毒者，亦此派人也。若以此派人主持教育，豈將夷全國于牛馬襟裾之列乎，抑將熏學子以犬豕盲躁之臊也?！?sup>[5]懾于輿論，政府只得悄悄撤銷這一任命。袁希濤在5月21日致黃炎培的一道密電中稱：“今日政府已聲明撤回田教長之同意案?！?sup>[6]
蔡元培出走后，北京各校學生及校長紛紛督促政府挽留，同時，各校校長也紛紛提出辭職。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安福系大肆攻擊蔡元培，但徐世昌、錢能訓仍決定挽蔡。5月12日，袁希濤密電沈恩孚：“九日，大學蔡校長辭職，徑行出京。直轄各校長亦遂辭職。各校員生，紛起請留?！瓭蛞娛邹?，頃謁元首，均囑部速留蔡。”^[7]13日，袁希濤再電沈恩孚道：“北京直轄各校長繼續(xù)辭職者，因留蔡未有結果，均尚未允回校任事。各校學生代表每日開會?，F(xiàn)狀如此，深以多延時日，無法維持為慮?！?sup>[8]
顯然，蔡元培的去留，在北京教育界造成極大影響。為盡快平息這一風潮，徐世昌于14日發(fā)布命令挽留蔡元培，命令說：“該校長殫心教育，任職有年，值茲整飭學風，妥籌善后，該校長職責所在，亟待認真擘理，挽濟艱難，所請解職之處，著毋庸議?！?sup>[9]該令發(fā)表后，袁希濤于15日致電黃炎培說：“政府留蔡指令已發(fā)表，直轄各校長亦多允仍任職。蔡公已否過滬？倘對于挽留一節(jié)遽仍表示決絕，則風潮難息?！?sup>[10]可見北京教育界風潮，與蔡元培的去留有著一定的直接的關系。
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發(fā)生后，立即得到各地青年的響應，紛紛成立學生聯(lián)合會、救國十人團等團體，舉行罷課，抵制日貨，上街演講，組織游行。天津、上海、武漢、長沙、濟南等地的愛國運動都十分活躍，強烈要求北洋政府懲辦賣國賊，拒簽對德和約。
這時，北京、上海學聯(lián)決定籌備成立全國學聯(lián)，以便統(tǒng)一領導全國的學生運動，并派遣代表前往各地聯(lián)絡。6月16日，來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南京、河南等地的數(shù)十名學聯(lián)代表，在上海召開會議，成立了“中華民國學生聯(lián)合會”,北京代表段錫朋當選為會長，上海代表何葆仁為副會長，學聯(lián)會址設在上海。全國學聯(lián)的成立，是五四運動中的一件大事，愛國學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國性組織，極大地增強了全國青年的團結。
在五四運動爆發(fā)的第二天，曹汝霖立即提出辭職。他在呈文中首先對學生的舉動大肆誣蔑，隨后對簽訂“二十一條”和鐵路借款兩問題作了辯解。關于鐵路借款一事，他蓄意將責任推給徐世昌。他說：“至于濟順、高徐各路借款，汝霖比時兼長財政，適逢我大總統(tǒng)就職之初，政費軍儲，羅掘罄盡……而歐美各國戰(zhàn)事方酣，無力接濟。汝霖仰屋旁皇，點金乏術，因與日本資本家商訂濟順等路借款預備合同?！苯又謱﹁F路合同的性質解釋如下：“此項合同內亦并無承認日本繼承德國權利之文。果系承認日本繼承德國權利，則此項鐵路本屬德國權利之內，何須另行墊款始能允此路權？”他認為，山東問題的失敗，原因完全在英、法維持日本繼承德國權利的密約，“汝霖決難分過”^[11]。
5月10日，曹汝霖又通電申辯：“中國鐵路，除京綏一線外，均系借款修造，管理權自我操。該項合同(指順濟、高徐鐵路合同),亦與現(xiàn)在已成借款各路合同性質相同，并無承認日本繼承德國權利之文。”他進而又說：“近年財政困難，借款為國家不能免之事實，而外交借款久為眾矢所歸，汝霖所自信者，歷來經(jīng)手借款，均無絲毫回扣……不特先例所無，竊恐后來借款未必有此優(yōu)點。”為此，他申辯道：“名譽為第二生命”,“惟是他人嫁禍，重誣賣國，實難忍受”。最后他表示：“至青年學生不明事實，不辨是非，血氣未定，受人煽惑，軼越常軌，其行為雖觸犯國法，其心跡亦自可憫。所望嗣后主持教育者，補偏救弊，盡心啟牖，不至以學生為黨派私人供政爭之用……則汝霖今日雖因誤會而犧牲身家，章公使因誤會而幾瀕于死，對于青年諸生，尤為厚望于將來也。”^[12]曹汝霖把學生運動認作是黨派“政爭”所引起，他所說的黨派是指研究系。曹在其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仍然堅持認為五四學潮是研究系挑動起來的。
5月9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提出辭職，在辭呈中解釋了簽訂“二十一條”的經(jīng)過，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撤銷第五號條件，既保持了和平，又“俾我國權得以保全”;反之，“但若使臣只知意氣而戰(zhàn)禍頓開，抑或聽其要求而國權盡喪……則今日和會有無列席之資格已屬疑問”。接著，他同曹汝霖一樣，將攻擊矛頭直指研究系。他說：“至于幣制總裁任內，惟阪谷顧問一案關系日人。但阪谷系汪大燮上年赴日為專使時所面請，而又為梁啟超財政總長任內所約訂?！撘杂H日資格，汪、梁為優(yōu)，而陸、曹媚日頭銜，日人方面或恐未愿容許也。”^[13]爾后，陸宗輿又在另一辭呈中辯白說：“況自通海數(shù)十年來，凡當外交之沖者，幾悉為眾矢之的。其間經(jīng)歷不得已之情形，非至時過境遷，事實漸著，則功罪無由而分?！彼瑯诱J為，五四學潮是“黨爭”的結果，說什么“始則由黨爭以引重外力，終則因外力以顛覆國家。以名愛國，實為禍國，以此救亡，實為速亡，朝鮮覆轍，痛史具在?！?sup>[14]
章宗祥于6月初提出辭職，并在后來撰寫的《東京之三年》書稿中為自己作了辯護。他同樣指出，濟順、高徐鐵路借款的原因在徐世昌，其借款背景是：“徐東海選任總統(tǒng)，南北罷兵，非巨款無以善后”,因此提出了這一鐵路借款。中國當局原先考慮到，這兩條鐵路已于民國三年與德國訂立了借款條約，日本占領青島后，政府深恐日本有繼承德國權利的意思，因此始終不與日本交涉。自中國對德宣戰(zhàn)后，中德間一切條約均廢除，這兩條鐵路與德國已無關系，因而才與日本商談兩鐵路借款問題。他認為，“在中國方面不過昔日借自德國者，今日借自日本，從新訂立合同”,“與承繼德人權利無涉”^[15]。
章宗祥對山東換文的辯解是，膠濟鐵路原為德國控制，現(xiàn)在與日本訂約，由中日合辦，“則中德舊案盡行撇開，完全為中國允許日本合辦之新事業(yè)，與承繼德人權利絕對不同?！薄熬C觀換文全體，在歐戰(zhàn)未停之時，中國當局為補救臨時及預防將來起見，與日本協(xié)定實為有利國家之事?！睂τ谕栠d在巴黎和會上質問“欣然同意”一語，章宗祥反駁道：“在威爾遜之作此言，不過自卸其責，斷章取義，初無價值?！?sup>[16]
綜上所述，曹、陸、章三人均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竭力辯解，但是，山東換文并不是孤立的協(xié)定，而是作為順濟、高徐鐵路借款合同的交換條件提出來的。這一點，在中國代表團向巴黎和會提交的山東問題說帖中講得很清楚：“一九一八年九月與日本訂立草合同，借款筑路二道，此二路者，即一自膠濟線至徐州連接津浦、滬寧鐵路，一連接京漢鐵路者也。日本政府以此合同之故，乃于同月二十四日換文中，允將膠濟沿路日軍除濟南留一支隊外，余均撤回青島，并裁撤山東省內之日本民政各署?！?sup>[17]陸徵祥在中國代表團第三次會議上也明確指出，這兩項協(xié)定是“交換條件”。而曹、章的辯護均回避了這一點，而是孤立地解釋兩項協(xié)定。曹汝霖在其晚年的回憶中還申辯道：山東換文的核心是解決日本部分撤軍問題，所以中國方面才有“欣然同意”一語，認為“欣然同意”這句話是普通辭令，“所謂同意，明明指日外相來文之三項(指撤軍等問題)?！闹髞戆屠韬蜁挂秊楣糁杩?，以為承認山東權益，豈非奇談，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18]。
然而問題就在于，日本是以鐵路借款換取部分撤軍的，既然是交換條件，中國方面就必須付出代價。也就是說，中國政府是以兩條與山東主權密切相關的鐵路路權，換取日本部分撤軍，并借得二千萬日金，其實質就是，承認日本勢力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于山東。中國方面的解釋是，兩項協(xié)定均簽自中國對德宣戰(zhàn)之后，與日本繼承德國權益無關。而日本的解釋則是，膠濟鐵路與順濟、高徐鐵路借款，原均屬德國權益，而現(xiàn)在則均由日本接替，這就是承認日本繼承德國權益。巴黎和會基于帝國主義的種種考慮，支持了日本的論點，因而中國關于山東問題的交涉，遭到徹底失敗。
鑒于曹、陸、章參預簽訂的各項中日條約，均與政府有著直接關系，特別是鐵路借款更是與徐世昌上臺有著直接關系，同時局勢的發(fā)展還沒有嚴重到舍車保帥的程度，5月8日，徐世昌下令慰留曹汝霖：“該總長從政有年，體國公誠，為本大總統(tǒng)所深識。流言詆毀，致釀事端，馴至毀屋毆人，擾害秩序。該總長因公受累，實疚于懷。……務以國家為重，照常供職，共濟艱難，所請應毋庸議。”^[19] 5月14日，徐世昌又發(fā)布命令挽留陸宗輿說：“其于二十一條案件，與前外交次長曹汝霖協(xié)力挽救，所全尤大?！摽偛玫认鄰霓k事有年，勛勤夙著，未可以流言附會，致掩前勞。……所請免職之處，著毋庸議?！?sup>[20]但是，徐世昌的命令，終究無法挽救曹、陸、章的下場。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安福系與各方面的矛盾也隨之激化，《每周評論》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寫道：“親日主戰(zhàn)派因為他們的爪牙受了委屈，便遷怒到林長民、蔡元培、吳炳湘三人身上。他們的機關報說這回北京市民的公憤，全是外交協(xié)會林長民等煽動起來的。他們恨吳炳湘，是說他袒護學生，要政府把吳炳湘付懲戒……他們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學界的舉動，都歸到北京大學?！?sup>[21]
京師警察廳總監(jiān)吳炳湘，是皖系骨干人物之一，但在學生問題上，他反對采取強硬手段。五四當天，他曾制止段芝貴出兵鎮(zhèn)壓，后又迅速釋放被捕學生，為此他也遭到斥責。5月6日，徐世昌發(fā)布一道指責警察廳的命令說，5月4日，“方事之始，曾傳令京師警察廳，調派警隊，妥為防護。乃未能即時制止，以致釀縱火傷人情事。迨經(jīng)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親往指揮，始行逮捕解散。該總監(jiān)事前調度失宜，殊屬疏誤。所派出之警察人員，防范無方，有負職守。著即由該總監(jiān)查取職名，呈候懲戒?！?sup>[22]
對于吳炳湘及警察廳的指責，不過是表面文章，因為對其“調度失宜，殊屬疏誤”,不能不有所表示。然而安福系對研究系的抨擊便不同了，幾乎達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研究系與皖系的矛盾由來已久，1918年9月，研究系機關報《晨鐘報》因透露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一事遭到封閉。同年12月，改名《晨報》繼續(xù)發(fā)行。《晨報》在12月1日的《發(fā)刊詞》中憤然表示：“軍閥干政，計吏賣國，持權者專恣宰割，而不顧民生民意……此諸病者有一不除，國家亡矣?！笨傊?，他們將抓住一切有利時機，對皖系實行政治報復，而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為他們提供了這一機會。
從現(xiàn)象上看，研究系在五四運動中的確是極為活躍的，據(jù)《每周評論》報道：五四發(fā)生后，“國民外交協(xié)會里，無日不開會，無會不激昂”^[23]。所以皖系也始終認為五四運動是研究系煽動起來的，是兩系“黨爭”造成的。
自五四運動爆發(fā)后，安福國會準備提出一系列攻擊研究系的彈劾案，對研究系的抨擊達到了頂點。安福干將光云錦等人曾擬提出一個《請懲辦妨害外交無責任之官僚政客建議案》,內稱：“查自歐洲議和以來，大總統(tǒng)為慎重外交起見，于公府特設外交委員會，以為咨詢機關……乃汪大燮、林長民等擅用職權，徑電歐使，借破除勢力范圍之名，不惜將全國鐵路置于各國共同管理之下。鐵路為國家之命脈，汪大燮等寧不知之？乃不惜倒行逆施，倡此亡國之謬說，雖其計劃未成，然彼等賣國營利之心，固已昭然若揭矣。又如梁啟超者，自命名流，實同妖孽，趁歐洲和會之際，為自身活動之謀，領政府巨金，冒稱以個人之資格為議和委員之后盾。梁啟超自到巴黎之后，謬托政府委任，遇事干涉，并受外人賄使，不惜賣國求榮?！置河投睫k熊希齡，與汪大燮、林長民、梁啟超等勾通把持，狼狽為奸，其罪尤不可逭。今國事敗壞至于今日，可謂極矣。此種賣國求榮之輩，若不嚴加懲辦，則何以彰國法而正人心？應請政府將上列諸人嚴行查辦。”^[24]這份彈劾案，字里行間殺氣騰騰，把安福系對研究系的憤恨發(fā)泄無遺。
同時，還有人準備提出《裁撤公府外交委員會建議案》,抨擊該會委員濫用職權，遇事干涉，貽誤外交，“今青島失敗之警報已見告矣，國民憤激同深，不可遏止。該委員會對于政府之外交方針毫無建白，惟以少數(shù)人之私利是圖，坐視外交失敗至于此極，其罪可勝言哉。應由本院決議，咨請大總統(tǒng)即日裁撤外交委員會”^[25]。實際上，不待這份彈劾案提出，汪大燮、林長民自知情況不妙，于5月3日自行解散了外交委員會^[26]。
同時，錢能訓內閣和中國代表團也成為安福系攻擊對象。有人企圖對錢能訓和陸徵祥等提出彈劾案，指責政府任命赴法全權委員未經(jīng)國會通過，錢能訓“違法失職，辱國喪權”,還謾罵“陸徵祥庸碌無能，依庇外國婦人以自重^[27];顧維鈞少年輕躁，略善英語；王正廷卑污齷齪，才可傳教。政府不察，乃以此輩為專使”,斥責政府“昏庸錯亂，輕舉妄動，竟演成今日之失敗”^[28]。反映出安福系和錢能訓內閣的尖銳對立。
但是，羅正緯等少數(shù)有正義感的議員，也準備提出《彈劾交通總長曹汝霖案》,指出：曹汝霖在辭呈中“僅言個人之私，橫加學生之罪，無一詞片語憐其冒難救國之情。只知有身家，不知有民，不知有國。”“該總長辭呈內，備述借款有功，以為國家籌借外款事項，非我莫屬。是欲借外人之勢力挾制政府，盤據(jù)要津，情詞畢露?！薄皵M請政府立即免職，并從嚴查辦，以張國紀，而順輿情?！?sup>[29]
上述種種情況表明，五四運動的爆發(fā)，促使統(tǒng)治階級內部固有的矛盾也隨之尖銳化、公開化，互相指斥“賣國”“失職”,均欲置政敵于死地，其謾罵和憤恨的程度，幾乎超過了對青年學生的攻擊。統(tǒng)治階層內部的這種公開化的分裂狀態(tài)，造成他們無法形成統(tǒng)一的力量來鎮(zhèn)壓群眾運動，并且極大地制約著政府當局在內政和外交上的種種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