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在窮鄉(xiāng)僻壤的小學堂讀到一本選收高小學生之作的《學生新文庫》。封面上署蔡元培題，由此而想要知道他是一位何等樣的人物。及長，逐漸讀到一些他和有關他的著述，更是心儀景仰。特別是他在1917年出長北大后所提倡的學術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則，使北大頓時成了人文薈萃的中心，也促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蔡元培一生“愛才、惜才、育才”,《答林琴南書》中“夫人才至為難得”的名言可以代表他的思想。他始終關心和愛護魯迅是我們早熟知的了。更重要的是，他敢于破除習俗和偏見，不拘年齡、資歷，真正唯才是舉，熱忱地扶持和啟用青年。梁漱溟二十掛零，蔡要聘他來執(zhí)教。人說此君是頭年來考北大未被錄取的。蔡說：不能當北大的學生不能否認他學有專長，那就請他來當先生。這是何等樣的膽識！胡適和以后在清華任教的錢鐘書，都是28歲當教授。
1918年末北大教授平均年齡只三十 多 歲，二十幾歲的青年教授就有十多名。這是在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最高學府。
現(xiàn)在我們也正在談論“尊重知識” 、“破格選拔人才”,但就以時下最熱門的職稱評定來說，在許多院校以及文化出版界中已評定教授或編審一類高職的，總數(shù)何止超過那時的北大千倍，但要從中找出十幾名 “二十多歲的青年教授” 怕也很難吧！ 去年有一位三十幾歲晉升的教授上了報紙頭條，可見乃新鮮之聞，風毛麟角也。是不是吾國吾民的童年期已大大延長，青年們乃至中年都已愈難成長？ 大概不會有人承認。那么，青年們乃至中年們要晉升到最高技術職務何以這樣難呢？ 一方面 “四化” 召喚人才，期待大量的有識、有為的中青年們脫穎而出，一方面為保護論資排輩而精心設置的條條框框不少?！澳昙o還輕日后再說嘛！ ” “不能越級啦！” “老同志過了這個村沒有哪個店啦！”院校間互相打聽的第一句話是： “你們那里副教授評到哪一年了？ ” (指哪一年畢業(yè)的大學生)似乎已成為一條主要的界線，水平的高下倒在次之。條文規(guī)定大學本科畢業(yè)一年后可評助理，以后每五年才具有申請晉升高一級的資格，熬到正高職至少四十出頭，有“學力” 而無“學歷” 的就更長了。這當然是后話，時下還鮮有可能，因為還有一大批年齡層次更高的還沒有評夠。
而在另一方面，又精心保護著某些需要照顧者的利益，有的部門評正高可以不要一篇論文，更何況乎著譯，真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似乎只要年齡越大，水平就會越高。以常理定之，年齡可以增加閱歷、學問，授課實際水平則未必然。一個人的學問究竟不像圖書館里藏書，年代愈久庫藏愈豐并可隨到隨取； 也不是撲滿，一年投兩個分幣，五十年必滿百分。知識是在不斷學習、更新，不斷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和進取中才取得的。古人就曾有過“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感嘆，更何況這種所認為的學問還無以為證呢！國外有的大學規(guī)定一位教授如果兩年中沒有新成果發(fā)表就將解聘，實在是將競爭機制引入高校的良策。因為知識這個東西究竟不會自動隨著年資增長，水平要過硬，也得通過著述或所研究的成果才能表現(xiàn)出來，不能光憑“我認為”或“年資老”。一株老干樹齡雖長因或小或曲或枯不可充梁棟；一棵壯苗如果總讓它在地表下曲曲彎彎，待到若干年后才探出頭來，也可能已成為“三寸丁穀樹皮”了。
蔡元培誕辰120周年了，與蔡元培七十年前長北大時做點比較，我們能悟出點什么來呢！

(1988年2月20日《人民日報》)

賞析 此文在結構上分兩塊，一是講蔡元培如何“愛才、惜才、育才”,一是談現(xiàn)實職稱評定中的弊端。兩相對比著出現(xiàn)，形成鮮明反差，給讀者的印象極為鮮明。梁漱溟、胡適、錢鐘書等當代大學者，都在20多歲、青春鼎盛之時，當上了北大或清華的教授。而今，論資排輩，保護照顧，卻使得有真才實學的青年人難于脫穎而出。由彼及此，當是很令人感慨的。
這是來自生活的真情實感。作者滿腔感慨，卻把它寫得很平實。從頭至尾，都在擺事實，婉婉道出，實實在在。明朗的思想，明快的筆調，精妙的文字，讀起來與作者的感情更貼近。以為雜文都必須劍拔弩張，鋒芒畢露，至少不全面。平實也是一種美，也有一種說服人的力量。此文很少講理，而著重講事。雜文當然要有理，此文也很有理，但作者不求特別說出，而是理隨事出，寄理于事，于人。借事件傳出的意蘊和理性，更能給人以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