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沖和《龍藏寺》，擅場或出永禪師。

山陰面目迷梨棗，誰見匡廬霧霽時。

《龍藏寺碑》，隋碑。碑額題《恒州刺史鄂國公為國勸造龍藏寺碑》，開皇六年(586)立，現(xiàn)存河北省正定縣。正書三十行，行五十字，額楷書題十五字。碑陰及碑側(cè)有題名五列，無撰、書人姓名，但歐陽修《集古錄》稱為張公禮撰。人們歷來對此碑推崇備至，評為隋碑第一?？涤袨椤稄V藝舟雙楫·取隋》還說： “《龍藏》統(tǒng)合分隸，……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獨為隋碑第一也。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陸(柬之)傳其遺法，唐世未有此耳。”包世臣這首詩是專論《龍藏寺碑》的。

從審美風(fēng)格上看，包世臣認(rèn)為《龍藏寺碑》的特點是“中正沖和”。所謂“中正”，亦即風(fēng)度端凝，體勢純正，安靜渾穆，法度井然；所謂“沖和”，亦即圓融安詳，自在滿足，風(fēng)韻內(nèi)含，簡樸虛和。它之所以具有這類特點，主要是由于既上承北碑的淳樸古質(zhì)，而去其寒儉之風(fēng)，又溶入了南碑的逸麗、渾美。上引康有為對《龍藏寺碑》的書評，正是從其融合南北，承魏開唐這一書史遞變上立論的。近人楊守敬的《平碑記》，更從它對初唐書壇風(fēng)格的關(guān)系這一角度指出： “細(xì)玩此碑，正平?jīng)_和處似永興(虞世南)，婉麗遒媚處似河南(褚遂良)，亦無信本(歐陽詢)險峭之態(tài)?！笨梢?，它是近于虞、褚一派的。

初唐虞、褚一派特別是虞世南平正沖和、風(fēng)流蘊藉的風(fēng)格，來自陳、隋間的書家智永亦即永禪師(見伊秉綬《雜題法帖》一詩賞析)。包世臣詩中說： “擅場或出永禪師”。 擅場，一般用來稱技藝高超出眾。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yuǎn)擅潮?？涤袨樵娋涫钦f， 《龍藏寺碑》之所以在隋代能壓倒眾碑，下開初唐諸家先河，很可能是因為它出于智永一派。包世臣之所以作出這一判斷，不只是由于虞世南的“平正沖和”與《龍藏寺碑》的“中正沖和”極其近似，而虞世南又親承智永傳授，而且他還看到，智永在隋代書壇上的影響既廣且大， 《龍藏寺碑》不會不受其影響。

值得介紹的是，作為王羲之的第七代孫，智永學(xué)書是極其勤奮的。他住在永興寺時，不但以“退筆?！眰鳛闀鴫言?見王文治《論書絕句》賞析)，而且唐李綽《尚書故實》還記載說，當(dāng)時人們爭先恐后地前來求書和請題匾額，門庭若市，甚至連智永居室的門檻都被踏穿了，于是用鐵皮包起來，人們稱之為“鐵門限”。特別是智永還曾親自臨寫《千字文》八百本，散發(fā)到社會上，江南各寺院各留一本。所有這些，對《龍藏寺碑》會有影響，甚至?xí)丝赡艹鲇谥怯纻魇?，何況該碑和智永的書風(fēng)頗有相通之處？包世臣在自注中還把它和智永的《千字文》作比較，指出：

隋《龍藏寺》出魏《李仲璇》、 《敬顯雋》兩碑，而加純凈，左規(guī)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之……

他認(rèn)為《龍藏寺碑》不但近似而且勝過智永的《千字文》，似乎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

再說智永反復(fù)臨習(xí)的《千字文》，相傳是梁武帝因酷愛王羲之書，命人拓出王書中各不相同的字一千個，一字一紙，命大臣湊合編排而成的四言韻語。智永所臨習(xí)的，就是這本集王《千字文》，它保存了王羲之書的基本風(fēng)貌，不像王羲之其他法帖那樣往往偽訛或失真。蘇軾《跋葉致遠(yuǎn)所藏永禪師千文》寫道： “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tài)也?！边@也是說智永《千字文》能妙傳王氏家法，堪稱典型。因此，包世臣認(rèn)為既然《龍藏》或出于欲存王書典型的永禪師，那么在此碑中必然可看出王書的某種真面目來。所以包世臣自注道：

《書平》(即梁武帝《古今書人優(yōu)劣評》)謂右軍字勢雄強，此其庶幾(此碑差不多接近這種字勢)。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即《定武蘭亭》亦未稱也。

這是說， 《龍藏寺碑》還有其雄強的一面，它接近于王羲之書的真面目，其他如《淳化閣帖》所刻的王羲之諸帖，還有歷來被推為最能保存王羲之杰作《蘭亭序》真面目的《定武蘭亭》，都不足以稱字勢雄強。由此可見包世臣對《龍藏寺碑》的極力推崇。

“山陰面目迷棗梨，誰見匡廬霧霽時?！鄙疥帲裾憬B興，王羲之因與王述不和而辭官，定居會稽山陰。王羲之《蘭亭序》開端也有“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之語。包世臣在這里用借代手法，借山陰這一地名來指代王羲之其人其書。棗梨，棗木梨木，指代碑帖傳刻效果不佳，見杜甫《李潮小篆八分歌》： “棗木傳刻肥失真”。包世臣是說，王羲之包括《蘭亭序》在內(nèi)的書法面目，由于一再傳刻而撲朔迷離、真?zhèn)坞s糅。事實正是如此，就以王書代表作《蘭亭序》來說，唐太宗曾命趙模等鉤摹數(shù)本，分賜親貴近臣。太宗死，以真跡殉葬。因而歷來傳世摹本、石刻，面目各別，又經(jīng)再三臨摹，品類繁多，并爭訟不已，其中石刻雖一致首推“定武本”，但包世臣還認(rèn)為“亦未稱也”，亦即認(rèn)為不無失真之處，這真是“山陰面目迷棗梨”了。

論書詩的最后兩句，還暗用了蘇軾題詠廬山的詩?？飶]，即廬山，一稱匡山，在江西北部，相傳殷周間有匡姓兄弟在此結(jié)廬隱居而得名。蘇軾《題西林壁》寫道：

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yuǎn)近高低各不同。

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對于王羲之的書法，橫看成嶺，側(cè)看成峰，面目各別，意見不同，就因為不見廬山真面目，棗木傳刻頗失真。而且包世臣認(rèn)為，多霧的“廬山”永遠(yuǎn)不可能煙消霧散，王書的真面目只有在《龍藏寺碑》或智永《千字文》中可約略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