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吾曰： 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蓋真長樂老子者也。孟子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 稷者，所以養(yǎng)民也。民得安養(yǎng)而后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yǎng)斯民，而后臣獨為之安養(yǎng)斯民，而后馮道之責始盡。今觀五季相禪，潛移默奪，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yǎng)之之力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 觀于譙周 “仇國”之論^①,而知后世人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為悅者矣。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五季之淪陷，東漢諸帝之幼沖、黨錮諸賢之互為標幟乃可。不然，未可以是而藉口也。

(《藏書》)

這篇不足300字的論贊，是一篇翻案文章。所評論的馮道是五代大臣。他在相位20余年，經歷唐、晉、漢、周四朝，侍奉12位君主并耶律契丹，不以喪君亡國為意，自號長樂老，并自述主任官位以為榮。許多史學家對他的人品持否定態(tài)度。如薛居正《舊五代史》說他： “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 所以飾終之典，不得謚為文貞、文忠者，蓋謂此也。”對于這類力主事君必從一而終的迂腐觀點，李贄提出了極有膽識的異議。
李贄認為臣事君是有條件的。如果君主昏庸如劉禪，或者權力更迭不已如五代，或者政治黑暗如東漢桓靈二帝，臣子完全有理由擇君而事。因為人民、國家比起君主畢竟重要得多。孟子說：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以民為本的可貴思想，正是李贄評判歷史人物功過的一條標準。在他看來，“社”是用來安民的，“稷”是用來養(yǎng)民的，如果君主一旦不能“安養(yǎng)斯民”,做臣子的就不妨拋棄所侍奉的君主，獨自去擔當起“安養(yǎng)斯民”的大任。從這角度，李贄考察了馮道的一生經歷和政績，指出： “今觀五季相禪，潛移默奪，縱有兵革，不聞爭城”,“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yǎng)之之力也?！瘪T道在亂世有養(yǎng)民安民之功，因而李贄熱情地贊揚他是一位“以安社稷為悅”的能臣。
全文擺事實，講道理，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說服力。短文中還援引譙周的議論和古代史實為證，這就更顯出論據的充分和論證的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