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歸治裝，篋中得亡兒舊函·黃節(jié)
風飄殘雪滬江干，憶汝家山骨未寒。
萬里滄波無夢到，一緘塵跡隔年看。
只馀母妹平安語，信有詩書付托難。
誰謂《北征》愁杜子：瘦妻癡女尚為歡。

此詩作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作者時三十五歲，只身旅居滬上，主編《國粹學報》。是年陰歷四月，得廣州來電，知子綬華暴病而卒，即治裝南歸，此詩當作于是時。詩初發(fā)表于《國粹學報》，后收入《蒹葭樓詩》集，有較大改動。

首聯(lián)緊扣詩題，云“風飄殘雪滬江干，憶汝家山骨未寒。”詩人在滬寓治裝南歸時節(jié)，正是春寒料峭之際，滬上江畔，尚有寒春風吹之冬盡殘馀之雪，寒意正濃，刺骨厲心。此句寫寒風殘雪，較之初稿的“晚來風雨”，更能渲染孤寒凄寂的氣氛，寫出詩人此時此地的環(huán)境氛圍與心境意念。第二句亦切詩題。發(fā)現(xiàn)亡兒“舊函”，自然更要痛思愛子，此時兒在家鄉(xiāng)新喪，尸骨尚有余溫，豈不令詩人悲痛欲絕！上下兩句，更以對比之筆，極寫思亡兒的哀痛：兒是新亡，骨猶未寒；己居滬上，獲知噩耗，卻已深感寒意逼人?！帮L飄殘雪”，令人身寒，正是詩人心境凄涼的委婉表達。失子之痛，猶在此“未寒”與已寒的兩兩對照中，強烈地反映出來。故定稿所改，自有匠心。

至頷聯(lián)兩句“萬里滄波無夢到，一緘塵跡隔年看，”是對第二句“憶汝”之悼的深化。從上海到廣州家鄉(xiāng)，相隔萬里滄海，亡兒幽魂，也不能入我夢來。詩人此句所寫，是驚感喪子突然與惶惑，似不信兒亡。同時，此句還含有另一層意思，表達著對亡兒的一種愧疚之情，以為兒在母膝之下，自己關(guān)心不力，故未成夢，不料兒已亡故，愧悔痛惜之情，于此中婉曲含蓄地表現(xiàn)了出來。下句，夢雖未成，兒信仍在，見物思人，益感悲摧?！耙痪}”書信，今為“塵跡”，卻仍牽動心扉，目睹今日手捧之“舊函”，猶如親見昨年的愛子。所謂“隔年看”，是惜愛子之亡于不忍，見遺存之舊函，作“隔年”尚活在人世的兒子相看待，但是，畢竟舊函乃隔年之物，愛子確以亡于眼前。思而再思，痛而又痛，益見詩人失子之痛。

頸聯(lián)兩句，先蕩開一筆，謂今“只馀母妹平安語”，子已亡，雖妻、女尚在，聊可告慰；但“母妹”來信，只報尋常的家室平安語，無論詩書學問，事業(yè)志向，故痛感“信有詩書付托難”。舊時知識者講究家學淵源，望子繼承己之道德文章，如今兒竟先已而亡，己之未竟之業(yè)、所懷之志，將難以付托后人為繼。對于一位嚴肅的學者與詩人如黃節(jié)，無有比中年失子，“詩書付托難”，更為悲哀傷痛的了！此真學者痛子的深情，而非俗流可倫比。上句初稿作“只余憂患侵尋老”，過于為失子而顯得情緒消沉，太多暮氣。于今改定稿，既合親情之念，又能突出己之懷抱之志，從一己之家事憂慮中，升華到學問事業(yè)的大事上寫失子之痛，顯得情感深沉、格調(diào)高亢，詩意的境界大為廓大了。

尾聯(lián)兩句，全刪初稿“今日南歸更何意，蕭疏松菊不勝殘，”而改定為“誰謂《北征》愁杜子？瘦妻癡女尚為歡?！边@一改動，不僅大大深化了詩意，而且使境界大為升華。初稿兩句，過份泥于一已之哀，眼界狹小，有隨俗哭子之嫌，且以“蕭疏松菊”形容自己為失子而心殘形穢之狀，亦欠得體，又不合節(jié)令時景，于全詩形象未諧，遠不若改定稿之含蓄深切。杜子，即杜甫。杜甫官左拾遺時，曾歸家探親，作《北征》，記述途中所見安史亂后的戰(zhàn)亂殘跡，民情困頓，發(fā)抒憂國憂民的情思；亦寫歸家后所遇家室貧困、妻女苦況，國憂家愁，集于一詩。但人說杜甫《北征》中有深愁，詩人則謂不然，畢竟老杜還歸家團聚，得到了“瘦妻面復(fù)光，癡女頭自櫛”的親情歡愉。詩人改定此兩句，表面上是說，杜甫并無喪子之痛，故歸家見妻女，能得歡樂；而我則不然，歸見妻女，一齊痛悼亡兒，何歡之有？但從更深處想，詩人有意提到《北征》，似也是以詩中所記所述所感之憂國憂家、民憂家愁，比照此番南歸，并警策自己不為一子之失而過悲，以至棄家國之憂于不顧，畢竟妻女尚在，家室團聚，聊慰哀思，親情與前程，當自責以重。此杜甫《北征》一事之用，廓大了全詩意境，詩的格調(diào)亦隨之深沉而高昂多了。

本詩寫得極是本色，純以真情動人，但也步驟中程，格律謹嚴。黃節(jié)為詩，亦一如其治學，一絲不茍，精益求精。此詩兩稿，定稿顯然比初稿更具詩意、語言也更貼切：兩相參看，可見詩人的錘煉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