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初，桐城姚端恪公為司寇時，有山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某以十萬金賂公弟文燕求寬。文燕允之，而憚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希冀得寬，將私取之。
一夕者，公于燈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公問：“汝刺客耶？來何為？”曰：“為山西某來?！惫唬骸澳撤ú划?dāng)寬；如欲寬，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于朝矣。不如死?！敝钙漕i曰：“??！”客曰：“公不可，何為公弟受金？”曰：“我不知?！痹唬骸澳骋嗔瞎恢玻　彬v身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fēng)掃葉之聲。
時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喪首于車中矣。據(jù)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飯畢，上車行數(shù)里，忽大呼“好冷風(fēng)！”,我輩急送綿衣往視，頭不見，但血淋漓而已。
端恪題刑部白云亭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small2>
《姚端恪公遇劍仙》是袁枚的志人文言小說。全文僅三百余字，寫劍仙鏟除貪官，贊名臣姚文然執(zhí)法秉公，不貪私利，不畏強暴的一則軼事。其體制短小，結(jié)構(gòu)謹(jǐn)嚴(yán)，且寓于戲劇性。作者對故事的潛意結(jié)撰，對人物的匠心經(jīng)營，于平淡之中獨見奇特，是此文與眾不同之處。通篇尤著力于人物橫斷面的揭示：敘一人一事，一場一景。摭拾言行，貌似“妄言妄聽，記而存之”,實乃闡明主旨，有感而發(fā)。小說行文力破史傳文學(xué)之傳統(tǒng)手法，開篇并不從介紹人物入題，反劈面以文燕受案犯“山西某”之“十萬金賂”起筆，使姚公的“品格方正”,立刻面臨貪贓枉法者的挑戰(zhàn)，而這污吏又恰恰是位居大司寇的姚公之胞弟。編排之奇，出乎意料。且文字簡括，而不板滯；富有氣息又引人入勝。
有清一代，刑獄之腐敗，貪官之丑惡，始終是歷朝的兩大惡癥。作者借題發(fā)揮，即以此作為小說的脈絡(luò)，于平淡的如實記敘中時時顯露奇異處，常令人為之一震。小說伊始，便自生懸念：且觀姚公如何診治兩魔。首節(jié)敘述簡凈，文辭流利輕靈。僅以“允”、“憚”、“不敢”、“希冀”、“私取”數(shù)詞單描摹文燕的貪利與奸猾，冷靜地在對比之中交待了人物，姚端恪公尚未出場，即已知其神韻非同一般。
據(jù)史書記載，姚文然，字弱候，謚號端恪。明崇禎進士，后仕清，官至刑部尚書。其一生“清介”,“里居幾不能自給，在官屏絕饋遺，晚益深研性命之學(xué)”,嘗云：“刃殺人一時，例殺人萬世，可無慎乎？”居官為政，“鉤稽研討，必劑于寬平，決獄有所平反，歸輒色喜，嘗疑獄有枉，爭之不得，退，長跪自責(zé)?！笨梢姟吧轿髂场北慌小耙灾\殺案定罪”應(yīng)是姚文然秉公決獄，慎而又慎的結(jié)果。其弟文燕受賄賂，雖仗勢枉法，仍“憚”而“不敢向公言”。由此可知端恪公執(zhí)法如山的威望了。
雖如此，主人公的藝術(shù)形象終顯單薄，作者筆鋒回轉(zhuǎn)，遂引出下文里姚公燈下遇劍仙的一段軼事來。全段亦寥寥百字，在結(jié)撰鋪排上倒構(gòu)成小說之精華，更是作者筆墨重彩之處。面對刺客“手持匕首”,“忽自梁上下”,姚文然全無驚恐失措之舉，反連連發(fā)問：“汝刺客耶？來何為？”其膽大沉勇之狀鮮明可現(xiàn)?？鸵浴盀樯轿髂硜怼弊鞔穑α⒓催€一句：“某法不當(dāng)寬”,針鋒相對，斬釘截鐵。為除絕刺客存念，姚公面對強暴、義正辭嚴(yán)：“如欲寬，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于朝矣。不如死?！睂υ捴链耍魅斯珱Q獄審慎，秉公執(zhí)法，寧死不屈的高尚品格已深入人心。然而，隨著他手指其頸，一聲“?。　比绨l(fā)千鈞力，擲地有聲：好一位有血有肉的姚端恪，正凜然挺立于公衙燈影之中，真神來之筆。此刻人物形象已栩栩如生，躍然紙上。故事講至這里，即使戛然打住，也可算得一則完整的敘述，但作品的內(nèi)涵，亦將大減。作者的高明或正在此，袁枚將筆觸一撥，構(gòu)思并不停頓，改由刺客反問：“公不可，何為公弟受金？”這一問果然出乎姚公意料。一時無暇深思長考，只答以“我不知”。刺客又緊追一聲：“某亦料公之不知也！”隨即騰身而出，立刻不見蹤影。作者行文虛實相輔，構(gòu)筑可謂精巧緊湊。
一場唇槍舌劍的交鋒，一個瀕臨死亡的絕境就此瓦解，發(fā)生了奇特的變化：刺客夜訪原是專為文燕受“山西某賄”而來。在面對面的問答聲里，既印證了“料公之不知”,更認(rèn)明姚端恪公執(zhí)法如山的堅定，刺客的目的達到了。于是，在袁枚的筆下，刺客是理當(dāng)被稱作“劍仙”的——一位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和意志，也寄托著作者的憎愛與理想的奇勇大俠。故事果然是一波三折，而作者筆下的藝術(shù)形象也漸趨完整。
鏟除貪官一節(jié)，由仆人追述經(jīng)過，巧妙地避開了純粹傳聞記述時的夸飾或遮掩。而且文字格外簡潔生動形象，讀來亦是妙趣橫生。“時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在店早飯畢，上車行數(shù)里，忽大呼‘好冷風(fēng)！’我輩急送錦衣往視，頭不見，但血淋漓而已?！边@一段描寫真是筆下生花，以戲劇性的場面結(jié)尾，將劍仙的行動神速，非凡功力與疾惡如仇的性格特征刻化得維妙維肖，使人聽來有身臨其境之感。同時小說對出場一一作出交待，使故事完整，軼事真實可信。
篇末一聯(lián)“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頗似《史記》之“太史公曰”與《聊齋志異》的“異史氏曰”。但作者并不以自己的身份去議論，而是仍然用姚公喜歡的一幅楹聯(lián)作結(jié)語，倒也別開生面。其實，袁枚在平淡的記敘中早已揉進了自己的激情與慨嘆。此聯(lián)對于小說篇章結(jié)構(gòu)的完整，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并非是可有可無的點綴，恰恰是極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它揭示了主人公不懼、不貪、秉公執(zhí)法的思想基礎(chǔ)，具有畫龍點睛的功用。關(guān)于此聯(lián)，《池北偶談》(清·王士禎撰)尚有另一則記述：姚公“命諸子各錄一紙粘于壁”,公且“好行其德”,人“異之曰：他日必為風(fēng)雅名家?！笨磥黹郝?lián)之境界，早為姚文然所神思。而袁枚行文至此，已是筆酣墨飽，直抒胸臆。尾聯(lián)出，已如同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了。
本篇構(gòu)思之潛意結(jié)撰，人物之匠心經(jīng)營，于平淡之中獨具風(fēng)格應(yīng)是與小說語言的準(zhǔn)確、生動、簡練分不開的。以刻劃人物而言，作者直筆寫姚端恪公之“秉正”,襯托以劍仙之“奇勇”,對比于文燕之“貪惡”,始終把握了人物性格中最本質(zhì)的東西。舉如寫劍仙之“奇勇”。夜闖公衙，入則以“忽”、“持”二字，顯示其膽大、心細(xì)；出則用“騰身”、“但聞”、“如風(fēng)掃葉”數(shù)詞，又使劍仙來去無蹤，神勇過人的特征鮮明生動。結(jié)尾處只聽得文燕于車中驚呼一聲“好冷風(fēng)”,便已落得個“頭不見，但血淋漓而已?！备菍懙幕铎`活現(xiàn)，劍仙之奇勇不由人拍案叫絕。
《姚端恪公遇劍仙》作為袁枚用以“自娛”的筆記小說，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場貪贓枉法的丑惡與刑獄腐敗的黑暗。但其思想深度不高，與《聊齋志異》寄托“孤憤”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不能相比?？梢姟蹲硬徽Z》一類仿《聊齋》的文言筆記小說，往往襲其貌而遺其神。正如魯迅先生所評：“其文屏去雕飾，反返自然，然過于率意，亦多蕪穢”。既便如此，小說《姚端恪公遇劍仙》仍有其可讀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