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
先大夫在讞局，嘗訊一斗殺案，正兇年甫十六歲，檢尸格則傷有十余處，為一人所能為。且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為。提取復訊，則供口滔滔汩汩，與詳文無絲忽差。再令復述，一字不誤，蓋讀之熟矣。加以駁詰，矢口不移。再四開導，始垂涕稱冤，即所謂“白鴨”者也。乃駁回縣更訊。
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再提犯問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他委員嗤先大夫之迂，徑行提訊，遂如縣詳定案。比臬使過堂問之，仍執(zhí)前供。因訊爾年紀甚輕，安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br>案定后發(fā)還縣。先大夫遇諸門，問曰：“爾何故如是之堅？”則涕泗曰：“極感公解網(wǎng)恩。然發(fā)回之后，縣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獄，必處爾死?！宜歼M退皆死，無寧順父母而死耳?！毕却蠓蛞酁橹疁I下，遂辭讞局差。
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shù)十起。如此類者， 良亦不少。為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宰白鴨》選自《庸閑齋筆記》卷三，清人陳其元著。這是一篇寫案獄故事的筆記體小說。作者以冷峻而悲憤的筆調(diào)描述了一件令人發(fā)指的案例：一個年僅十六歲的貧苦少年被逼代人抵死。雖經(jīng)官府層層提審，面對著諸多的“為民父母”,竟無一人為他公斷昭雪。反而在“明鏡高懸”的掩飾之下，草菅人命，結(jié)案了事。如此枉法的胡作非為，竟歷堂堂審辨而原判照準不誤，不由人不震驚萬分。這樣一樁荒唐離奇的人命冤案，卻被戲稱為“宰白鴨”而習以為常。故事讀完已催人淚下，而小說題旨之所存，更促人出離了憤怒。
考古代案獄故事，史籍里早有記載。檢《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刑不隱親”即可為一例。五代時和凝父子編《疑案集》,開輯集案獄故事之先河。宋人筆記中又以洪邁的《夷堅志》收錄最多。此風相沿成習，歷經(jīng)宋、元、明、清諸朝而不衰。其間每有出眾者，如《折獄龜鑒》、《增智囊補》、《閱微草堂筆記》、《不用刑審判書》均各有其妙，彰顯于書林。而話本之興盛，又將此類案獄故事或敷演于市井詞話，或供讀于文人案頭，遂自成一派、“三言”、“兩拍”內(nèi)亦多有佳品，成為此類中突出代表。后人統(tǒng)稱之謂“公案小說”。
古代冤假案獄的出現(xiàn)，歸根結(jié)底是封建社會黑暗，及其法律訟獄制度之腐朽所造成。所謂“公衙大門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早已是大小惡吏所奉行的官宦之道。賄賂之風盛行，以致黑白顛倒，是非不辨。案獄之中枉法貪臟、刑訊逼供，草菅人命、胡亂定案者比比皆是。直至“宰白鴨”一類無辜蒙冤、生計所迫、慘不忍睹的案獄時有發(fā)生。其間，又能有幾個真正的清醒者？更有誰能為之伸張正義，辨屈明冤？小說的主題是極嚴肅的，其深刻的意義也已超出了幾例“宰白鴨”的范圍。
小說具有歷代筆記的傳統(tǒng)特點，文辭簡約而生動。本篇尤以情節(jié)起伏、描寫細膩見長。敘述者的語言與小說中人物的語言于平靜冷峻中飽含情感。作者的筆觸犀利，悲憤滿紙，使小說具有一種撼人心扉的力量而獨具一格。
作者寫“先大夫”審案辨獄之縝密，完全以一種職業(yè)者贊嘆的口吻：一斗殺案疑點頗多，予“駁回更訊”本來理當如此。殊不知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待到再傳“正兇”,那原本冤屈的少年已“斷斷不肯翻供”了。幾經(jīng)追問，才道出其中根由：冒名抵死之時，因家貧如洗，賣身得“多金”,欲保父母生計；“然發(fā)回之后”,更懼于縣官“酷刑”、“父母責罵”,真是“進退皆死”,只得“無寧順父母而死”。
陳其元在咸豐、同治間曾任地方官吏多年，所以深諳吏治黑暗，官場腐朽，對訟詞案獄之類頗多知詳。然“宰白鴨”一案卻聞所未聞。作者雖未親身經(jīng)歷，對案情之復雜離奇仍是慨嘆不止，憤而記錄在冊，以戒示后來者。雖是記“先大夫”事，筆下卻處處寓作者的幽憤。小說之行文滿含激情，亦顯示作者的心志。
故事由“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起筆。寫“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代之抵死”,而官府竟然“率受其蔽”。作者對這種怪事，由驚奇而憤忿，筆端間已凝生激情。對案子的三處疑點著墨更為有力：傷十余處，“非一人所能為”;少年“稚弱”,亦非其“力所能為”;“口供熟讀”,背誦如“詳文”,過于“一致”、“統(tǒng)一”,反而露出更非年甫十六的稚子所能為。凡此三條，即可推斷：所謂正兇，實際上只是一個受人指使的冒名代死者。案獄之冤假，便由此揭開。而小說也從這里掀起波瀾，情節(jié)由此構(gòu)筑，故事也由此展開，作者的情感亦隨著“先大夫”的審慎析疑而日益深入。從奇怒而變幽憤，直至“駁回之后“的“仍照前議”,不但“先大夫”大惑不解，作者也頓生懷疑。雖然再復審訊已不可能，“定案”也好，“嗤迂”也好，作者同“先大夫”一樣反倒萌發(fā)了探究到底的信念。于是故事又起波折，牽動了作者的思緒，文章的起伏跌宕，感情強烈，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陳其元在《庸閑齋筆記》卷三里，還記敘了他代理南江縣令時曾審理過一件棉花案，其中惡人勾結(jié)，雖有逼良勒索之奸巧，亦逃不過陳其元的審證辨詐?？梢娮髡呦蛞詧?zhí)法無私，斷案審慎得宜為本。不過，對于“宰白鴨”一案的重重疑點，即使查清，弄個水落石出，卻又無能為力，作者是深感遺憾的。他同“先大夫”一樣身為下層小吏，雖有開脫無辜的替死者，懲辦真正的“元兇”的好心，卻不可能去實現(xiàn)。其心中之悲憤是無法用文字所能表達的。清代吏治之腐朽，果然是“覆盆之下，暗無天日”,無辜而又極其貧困的黎民百姓，自是法律腐朽、官場黑暗的犧牲品。小說描寫時悲痛憤怒之狀可見。
“先大夫”可以審慎辨析出冤獄，然而冒名代死者之所以被迫走上這條絕路，其原因卻不是一二個好心的下層官員的同情心所能解決的。封建社會逼得窮人鬻兒鬻女，賣身為奴，已經(jīng)是慘不忍睹，何況這代人抵命的“宰白鴨”。難道窮人的性命就這樣卑賤？勞動人民到了無法生存的時候，以“宰白鴨”的方式求取暫時的活命，無異于殘酷的人食人。作者在結(jié)尾處特別指出“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shù)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這真是社會的大悲劇。作者行文的矛頭是直指向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自古就有“賣兒女以便讓他們能討得一口飯吃”,如漳泉二府窮困到以“宰白鴨”作為活命的出路，賣兒女不是為了使兒女有口飯吃，卻是明白無誤地送兒女去死，為父母者狠心已至此地步，可見社會黑暗與殘酷無情到了極點。小說的深刻的內(nèi)涵，已由行文中清楚地聲明。作者以“為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作結(jié)尾，與首節(jié)文字相呼應，具有明顯的勸諭時風的意思。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很豐富的。表面上是對當官作為的警告借鑒，實際上給予讀者的倒是更多的回味與想象，這或許是作者落筆所未曾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