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史的對象和任務
思想史是專史的一種，它僅就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方面，即思想方面加以闡述。主要是闡述各個歷史發(fā)展階段存在哪些不同的思想、觀點和理論，這些思想、觀點和理論是怎樣發(fā)生和發(fā)展的，以及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與它們相互間的聯(lián)系和關系等等。
(二)本編的起止和重點
本編名《先秦思想史》,已表明以秦統(tǒng)一為下限，不過先秦的先字含義還不夠明確，有必要在這里說明，《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劉德傳》曰：“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顏師古注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奔幢揪帉⒂蛇h古談起。當然，世代愈遠，史料愈少，其間又往往真?zhèn)坞s出，疑信參半，給研究增加許多困難。但是，盡管這樣，我們還應該有信心努力克服這些困難，不應因此就縮短中國歷史。何況科學的敘述，要求有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豈得不要頭腦，從半路寫起？另一方面，遠古史料雖然問題很多，但是真實的寶貴的東西就在這里邊保存著，我們如果能應用新的觀點、方法，審慎地加以處理，未嘗不可以得到正確解決。以上就是本編所以由遠古談起的理由。至于重點則放在周代，特別是放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因為這兩個時期是中國古代思想發(fā)展最為繁榮的時期。
(三)關于分期問題
由于思想史所敘述的是整個歷史的一個方面，所以思想史的分期應與通史的分期相一致。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目前史學家還在爭論，沒有解決。依我個人的淺見，認為中國古史有兩個最明顯的分界線，一個是夏，一個是秦。
夏傳子是家庭在與氏族的對抗中已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標志?！抖Y記·禮運》首節(jié)言大同、小康，以禹為分界。說者有的以為“……大同之治，實孔門最高理想”^①。有的以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是老聃、墨氏之論”^②。其實，這些論斷都是錯誤的。其所以錯誤，在于把客觀的史實看作是主觀的想象。今天大家都學習了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發(fā)展史，應該知道，《禮記·禮運》里所說的“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只有氏族社會才會有這種情況，生在春秋時代的人，如果不是有真實史料可憑，怎能設想由一個人的腦子里偶然地想出這樣事實來。反之，我們如認為這是客觀的史實，它表明禹以前是原始社會，這不但與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符合，還可以從其他文獻里找出很多記載和我們這個觀點互相證明。^③朱熹說：“《記》^④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為有二道，則有病。”其實，原來事實如此，并不是什么分裂太甚，此《記》并無病，病在朱氏用主觀主義來看問題罷了。
至秦則在土地制度上和政治制度上均作了根本的改革，清史學家趙翼說：“蓋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sup>①這話是十分正確的。所以秦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明顯的分界線。
夏、商、周三代的社會性質雖然基本上相同，但是夏代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過渡性質，殷周為奴隸社會，到了周代才發(fā)展為完全的階級社會的國家。最顯著的特點為周初所實行的分封制。先儒說：“殷道親親，周道尊尊?！蓖鯂S說：“故夏、殷間政治與文物之變革，不似殷、周間之劇烈矣。”又說：“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②都足以證明這一點。
因此，本編敘述，計分三章：一、原始社會思想；二、夏、商社會思想；三、周代社會思想。至周代則更分為西周期、春秋期、戰(zhàn)國期。
(四)關于史料問題
為什么在這里提出史料問題呢？ 第一，因為史料問題是歷史科學研究中的根本問題，對于史料的看法有錯誤，顯然根據(jù)史料所得出來的結論必然也不會正確。第二，因為現(xiàn)在史學界對于史料問題還有某些不正確的看法，具體些說，即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還存在，甚至可以說還具有相當大的影響。正因為這樣，就有必要在這里把史料問題提出來談一談。
大體說，史料有兩類：1.文獻史料；2.實物史料。舊日中國封建社會的史學家大都只曉得利用文獻史料，對于實物史料的價值認識不足。至“五四”以來，一般學者則又片面地強調實物史料的重要，對大部分文獻史料錯誤地予以懷疑或否定。因此，今天我們的首要任務實在于指出錯誤，并對上述兩類史料各給以恰當?shù)墓纼r。
關于唯心主義史學觀點的錯誤性質，我想不需舉更多的事實來說明，只看看下面所引述的幾段話就可以了。

一、胡適“自述古史觀”說：

“大概我的古史觀是：現(xiàn)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發(fā)達上了科學軌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至于東周以下的史料，亦須嚴密評判，‘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sup>①

二、胡適“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說：

“崔述在十八世紀的晚年，用了‘考而后信’的一把大斧子，一劈就削去了幾百萬年的上古史。但崔述還留下了不少的古帝王，凡是‘經(jīng)’里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頡剛現(xiàn)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頭，膽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連堯帶舜)都送上封神臺上去！ 連禹和后稷都不免發(fā)生問題了。故在中國古史學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顧頡剛是第二次革命，這是不需辯護的事實?！?sup>①

三、童書業(yè)“《古史辨》第七冊《自序》”說：

“時到現(xiàn)在，誰都知道古代史有問題，誰都知道古代史的一部分乃是神話，并非事實。甚至有人著中國通史，不敢提到古史只字。這樣看來，‘疑古’的成績確已相當可觀了?！罱囊晒糯髱?，誰都知道是顧頡剛先生。他自從出版了他的名著《古史辨》第一冊以后，繼續(xù)努力不怠，到了今天，著述愈積愈富，發(fā)明愈來愈多，同志愈聚愈眾，聲名也已從毀譽參半到了譽多毀少的地步?！?br>

四、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說：

“假使沒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使得漢族人得到一點新血液，恐怕漢族也不能茍延到今日了?！褪菨h族，它的文化雖是衰老，但托了專制時代‘禮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沒有普及，這衰老的文化并沒有和民眾發(fā)生多大的關系。所以我們若單就漢族中的智識階級看，他們的思想與生活確免不了衰老的批評，但合了全中國的民族而觀，還只可說幼稚?！?sup>①
請再就以上所引這四段話，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段話是胡適在古史研究的領域內所提出來的錯誤觀點。這個錯誤觀點的內容，第一，是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第二，是對東周以下的史料嚴密評判，寧疑古而失之。請問經(jīng)過這樣做以后，古史還剩下什么？實質上已經(jīng)把全部古史給否定了。
第二段話是胡適為顧頡剛《古史辨》所作的贊揚，這是因為顧頡剛支持他的觀點，確能按照他的理論行事。請看胡適所支持的“革命勛績”是什么？僅僅是拿了一把大斧子，拼命地對古史一劈、再劈而已。那么，他們的真正目的在哪里？難道還不能看清楚嗎？
第三段話是童書業(yè)的歡呼，是他為他們的行為已取得暫時的勝利而歡呼。請看他們所謂“可觀的‘疑古’的成績”是什么？不過是“有人著中國通史不敢提到古史只字”而已。這樣的“成績”難道真的是我們所需要的嗎？
第四段話是顧頡剛自己提出的觀點。他的“漢族文化衰老論”是不正確的！ 他居然說，中國歷史上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是漢族占了便宜，因為漢族人得到新血液。他認為沒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漢族就不能茍延到今日。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當然，我們不是在這里提倡大漢族主義，歷史上所謂五胡、契丹、女真、蒙古，到今天已經(jīng)都是我們的兄弟民族，都是我們的同胞。但顧頡剛的論點則有反對民族大團結、鼓勵帝國主義侵略之嫌。
這些學者不承認歷史的規(guī)律性和客觀性。依照他們的說法看來，中國古代思想家由老子、孔子一直到韓非幾乎都是騙子。他們認為中國古代思想家可以隨意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并且可以隨意創(chuàng)造若干歷史人物和歷史事實作為自己提出政治主張的依據(jù)。他們把由他們主觀臆想的這種做法叫做“托古改制”,硬套在古人的頭上，因而斷言：堯、舜、禹、稷以及伏羲、神農、黃帝等等，都是古代思想家隨意創(chuàng)造出來的，歷史上根本沒有這些人物；許多古代思想家所稱引的文獻和史實，都是古代思想家自己捏造的，并沒有客觀依據(jù)。
當然，“托古改制”這個名稱是康有為首先提出來的，不是顧頡剛等的新“發(fā)明”。不過，應該說明，康有為的論點，如“孔子為制法之王”、“六經(jīng)皆孔子改制所作”以及說孔子是黑帝降精為大地教主等等^①,謬誤顯然，相信者少，其影響不大，且其立論是出于政治目的，在于變法維新。不似顧頡剛等具有“尊重科學，追求真理”的理論，迷惑了很多人。不過他們有一點完全相同，即都是唯心主義者。所以，顧頡剛對康有為《孔子改制考》的觀點，一見“傾心”,推為“卓識”,把它接受過來。
我們知道，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任何思想都不能離開具體歷史條件而偶然產生。古代思想家的各種思想都是歷史的產物，他們不能隨意創(chuàng)造自己的思想。同時，古代思想家也并不是都主張“改制”,即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為例，它就是保守主義者，不主張“改制”?？涤袨樾麄骺鬃痈闹颇耸枪室飧綍?，并非事實。恰如宋云彬說“其實正是他自己在托古改制”^①。古代思想家確有不少主張“改制”的，也確有假借古人的言論、事跡宣傳自己論點的事例，如道家稱黃帝，許行稱神農，墨家稱禹之類。但是，這不能用“托古”來解釋。盡管各家稱引時，有若干增飾，其基本的內容一定是真實的。因為，純屬虛構則不能令人相信，沒有號召力。關于上述這種情況，馬克思在所著《路易·波拿巴政變記》里已經(jīng)精確地總結為一條規(guī)律并作了經(jīng)典式的說明。即：
“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這種創(chuàng)造工作并不是隨心所欲，并不是在由他們自己選定的情況下進行，而是在那些已直接存在著的、既有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情況下進行。一切死亡先輩的傳統(tǒng)，好像噩夢一般，籠罩著活人的頭腦。恰好在人們仿佛是一味從事于改造自己和周圍事物，并創(chuàng)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樣的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怯懦地運用魔法，求助于過去的亡靈，借用它們的名字、戰(zhàn)斗口號和服裝，以便穿著這種古代的神圣服裝，說著這種借用的語言，來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又說：
“由此可見，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贊美新斗爭，而不是為了勉強模仿舊斗爭；是為了提高某一任務在想象中的意義，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xiàn)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亡靈重行游蕩起來?！?sup>①
可見，“人們創(chuàng)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可理解為所謂“改制”)為什么“求助于過去的亡靈”(可理解為所謂“托古”)呢？是因為“人們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必須“在那些已直接存在著的、既有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情況下進行”。所以，這些“過去的亡靈”必然是現(xiàn)實地存在過，有重大影響為人所共知的，不可能憑空捏造。當然也不是“讓亡靈重行游蕩起來”,而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這種情況，不但先秦諸子如此，后世王莽、王安石和康有為也如此，不但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例子，外國歷史上也有很多這樣例子^①。這是客觀存在的一條規(guī)律。
胡適最喜歡說：“拿證據(jù)來！”從表面上看，好像他們非常尊重科學、重視客觀事實。可是我們如仔細考察他們的觀點，是要證明一些什么東西？就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所要證明的，并不是客觀真理，而是主觀成見。他們所要證明的不過是“屈原是一種復合物”和“禹出于夏鼎”一類極其錯誤的論點而已。
當然，我們研究歷史問題也特別重視證據(jù)。但是，我們重視證據(jù)的目的和方法卻與他們根本不同。
胡適又有這樣一句話，即“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jù)的東西”^②。這句話從表面上看非常正確，好像真能用最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對待問題，實際卻是錯誤的。
因為，第一，一個人所能直接經(jīng)驗到的東西是極其有限的，特別是歷史上人物和事件一去不復返，不可能直接經(jīng)驗，縱令容有當時遺物留傳人間，那只能說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事實上有很多東西確實客觀地存在著或存在過，但是除了信任文字記載或口頭傳說以外，不能找到所謂“充分證據(jù)”來證明；第二，同是一個東西，可以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看法。即以屈原為例，他遺留下很多篇作品，在《史記》里有傳，向來人都公認，他是中國歷史上杰出的大文學家，這應該是有“充分證據(jù)”了！ 然而，胡適卻還是“不信任”,還能夠證明他是“復合物”。請問，還有什么東西是“充分證據(jù)”能使他們信任呢？
正因為一方面由于有很多客觀存在著或存在過的事物，不能找到充分證據(jù)來證明；一方面由于他們所使用的“充分證據(jù)”一詞，只有主觀上意義，沒有客觀上意義。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胡適這句話的實質是以“沒有充分證據(jù)”為理論依據(jù)來任意地懷疑一切東西，任意地否定一切東西。
可能有人要問，為什么對胡適的一句話浪費這么多的筆墨呢？
這是因為，我們認識到胡適這句話的實質，同時也就認識到他們所大力提倡的“疑古辨?zhèn)巍惫ぷ鞯膶嵸|了。應該指出，他們的“疑古辨?zhèn)巍惫ぷ?，就是任意地懷疑一切東西，任意地否定一切東西。
不可否認，中國現(xiàn)今流傳的古代歷史文獻，其中確有若干是后人偽造的，辨?zhèn)喂ぷ鞔_是歷史科學工作中一項最重要的工作。但是，辨?zhèn)喂ぷ鞅旧聿⒉皇悄康模鎮(zhèn)喂ぷ鞑⒉皇且竽骋粋€人能證明偽的多就算好，可以允許把真的也說成是偽的，而是要求能做得正確，不把偽的錯認為真的，也不把真的錯認為偽的，讓歷史科學建筑在穩(wěn)固的基礎之上。
現(xiàn)在我們來看胡適這些人所做的“疑古辨?zhèn)巍惫ぷ魇遣皇且踩缥覀冊谏厦嫠f的那樣呢？肯定說，不是！
首先，我們知道他們所遵行的原則：第一，是“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jù)的東西”,這就是說把一切東西都當作懷疑的對象來處理；第二，是“寧疑古而失之，勿信古而失之”,這就是說“盡可錯殺了，不要錯放了”。請看吧！ 這是什么性質的原則？依照這個原則行事，其結果還能正確嗎？
其次，我們知道他們應用的方法，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就是說，他們的結論并不是科學研究的成果，而是憑主觀臆想出來的，他們研究的過程，并不是真的在探求客觀真理，而只是尋找若干具體例子來證實他們的結論的過程。請問，執(zhí)行上述原則，應用這種方法來做辨?zhèn)喂ぷ?，其結果如何，難道不是可想而知嗎？其結果當然不能是別的，只能是把絕大部分真的都說成是偽的，造成極端混亂，使歷史科學研究工作無法進行罷了。
還有應該說明的，即中國古書有幾點與后世之書不同：第一，古書多是口耳相傳，有的一傳即著于竹帛，有的數(shù)傳以后始著于竹帛，不同于后世之書都由著者本人親手編寫；第二，古書，特別是先秦諸子，多是一家之學，其著述不必由于一人，不同于后世的文集必為一人的著述，而內容卻不專于一家；第三，古書但憑手寫，輾轉傳抄，往往有注語誤入正文或正文誤為注語之事，也有誤將讀者增補或附記并人本文和由讀者把原書中無謚的人名改從有謚、舊地名改從新地名等等，不同于后世由于印刷術盛行，基本上消除了上述這些情況；第四，“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①文字不嫌蹈襲前人，不同于后世矜尚文辭，語必己出。
正由于古書有上述第一種情況，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易傳》里有“子曰”,便斷言《易傳》非孔子作，不能因為《公羊傳》于漢初著于竹帛，便斷言《公羊傳》是漢人之書。同樣，由于有上述第二種情況，我們盡管看到《莊子》書有記莊子將死之言，《韓非子》書載李斯駁議，但不懷疑二書為偽書。由于有上述第三種情況，我們盡管看到《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有揚雄語，《外戚世家》敘衛(wèi)子夫得幸之處不書“今上”而書“武帝”,及《老子》書有“偏將軍”和“上將軍”,但不懷疑二書的作者和成書的年代。由于有上述第四種情況，我們盡管看到《易傳·乾文言》釋元、亨、利、貞四德與《左傳·襄公九年》穆姜之語略同，但不相信說《乾文言》非孔子作。
以上，因限于篇幅，只信手拈出眼前的，為大家所熟悉的幾個例子作為證明，實際這乃是一般情況，并不是個別的。我們做辨?zhèn)喂ぷ鳎绻徽J識上述情況，或隱瞞上述情況，而把古書看作與后世之書等同，片面地抓住幾條矛盾、可疑的事例，便作出全書皆偽的結論，這是極大的錯誤。然而，胡適等所作的“疑古辨?zhèn)巍惫ぷ鳎瑓s正是關注于這些地方，真的有不少人接受了他們的看法，直到今天還很相信呀！
對史料的看法，他們認為實物史料可靠，文獻史料不可靠，特別是在古史研究上，他們幾乎完全不信任文獻史料，希望單憑實物史料另建立一套體系，來說明社會一切問題(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實際這個看法和想法都是錯誤的。
因為實物史料雖然真實可靠，但是它也有缺點：第一，它的保存或發(fā)現(xiàn)從整個社會生活來說，畢竟是個別的，不是一般的；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不能設想所有過去的歷史，完全從地底下重新發(fā)現(xiàn)。第二，它多半是殘缺的、局部的、無關緊要的東西，不能反映當時社會全貌。第三，它盡管是客觀的，真實可靠的，但是我們要認識它、說明它，卻不能不通過主觀。假如我們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不一致，還不免要發(fā)生錯誤。另一方面，文獻史料雖然不真實可靠，但是一般說，它也有很多優(yōu)點。第一，它大都是理性知識，是經(jīng)過千萬人觀察、實踐，又經(jīng)過專家學者抽象、概括、分析、研究的最后成果，它所反映的大都是社會上重要的問題、本質的問題。第二，它幾乎蘊藏著我們研究某一問題時所需要的各方面資料，如與實物史料相比，顯然它具有豐富、全面、完整、明確等特點。
總之，實物史料與文獻史料二者實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沒有文獻史料，實物史料幾乎不能認識；文獻史料的錯誤和缺漏的地方，也正待實物史料加以修正、補充。二者實相輔相成，并不是對立的。對歷史科學研究來說，史料多多益善，實物史料與文獻史料都是重要的、寶貴的東西，片面地強調任何一方面而抹殺另一方面，都是錯誤的。
至于打算不要文獻史料，但憑實物史料另建古史體系的想法或做法，那更是無比錯誤。應該指出，這種做法實際是假借要求每一史料必須絕對真實可靠為名，暗地里在做偷天換日、涂改歷史的事情。大家知道，實物史料所能說明的歷史問題是有限的，它不能獨立地負起說明歷史全部問題的任務。現(xiàn)在硬要派它說明歷史全部問題，并且還有這樣想法，即硬要用它來對原來由文獻史料所建立的古史體系作全面否定，這樣，勢所必至，就不能不依靠個人的主觀想象力來填補空白，或用類比方法搬套現(xiàn)成的公式，結果所建成的只能是主觀的歷史，而不能是客觀的歷史，只能達到歪曲歷史的目的，絕不能把歷史變成科學。
其次，關于史料的使用問題，也有一種錯誤的看法。他們認為，古書的年代應由該書的著者或編者的年代來確定，古書的年代確定了，書內史料的年代也連帶確定了。當使用史料時，限制某一時代的史料只能在說明某一時代的歷史問題時使用，而不能越出這個時代，即不能在說明前一時代的歷史問題時使用。實際史料問題是一個具體的、復雜的問題，不能采取這樣抽象的、簡單的辦法來處理。第一，編與著二者不是同一的東西。例如，揚雄是《揚子法言》的著者，而戴圣則是《小戴禮記》的編者。如從史料的角度來看，《法言》一書的年代用揚雄的年代來確定，無疑是對的。但是，《禮記》一書的年代如用戴圣的年代來確定，這就不對了。因為，《禮記》相當于后世的叢書，里面完全是前人的作品，戴圣僅有抄撮之功而已。第二，同是著述，歷史著述和哲學著述、文學創(chuàng)作也不相同。例如，《荀子》一書是荀卿所著，用以闡述荀卿個人的觀點，該書作為史料使用時，自可用荀卿的年代來確定。至《左傳》一書雖為左丘明所著，但作為史料使用時，卻不能用左丘明的年代來確定，因為它是歷史書，所記史實須有依據(jù)，不能看作是他個人的創(chuàng)造。還有，如《孟子》一書雖然為孟軻所著，但書中所引述的古書和前人的言語、事跡等等，都不能看作是孟軻的憑臆虛構。又如《周禮》一書雖然應肯定是戰(zhàn)國人所著，但不能作戰(zhàn)國的史料來使用，因為其中絕大部分都有根據(jù)，縱令不能即認為是周初制度，至少可以作為旁證材料。綜上所述，可見用一書的著者或編者的年代來確定該書的年代，用該書的年代來限制該書作為史料使用的年代，這種做法是錯誤的。
又次，他們對于古史傳說，同樣也有不正確的看法。他們把先秦古書所談到的殷周以前的歷史人物和事跡，都看成是古史傳說，把古史傳說都看成是神話的演變。因而斷言，敘述中國歷史當從殷代有文字記錄時開始，殷代以前沒有史料可用，只能用考古資料來說明。其實，中國有文字并不是自殷代才開始的，在有文字以前，人類還有很多的記事方法?！兑住は缔o傳下》說：“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br>何況口耳相傳，累世不絕，直到今天也并不是沒有這樣例子。即以實例為證，如《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因述“鳥官”而及“云師”、“火師”、“水師”、“龍師”,與古代圖騰之制相符?！秶Z·晉語四》司空季子說：“……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边@種情況只能用氏族制來解釋，也非后世行個體婚制時所能臆造。還有，“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黃帝的子孫”^①。不但近人認為“事理之所必無”^②,即宋人歐陽修已極言其謬。^③但是，古人、今人智慧相差并不甚遠，上述之事，如果出于古人偽造，為什么偏偏造得這樣不合情理呢？又，此事略載在《史記·三代世表》。我們知道，《三代世表》中的殷帝系已由殷墟出土甲骨卜辭證實確有依據(jù)。其他現(xiàn)在不能證實的東西，當然不能說其不偽，但是，又怎能決其必偽呢？在今天看來，為不合情理之事，焉知在古代不是很合情理之事呢？ 以上三個問題實應深思，不應輕率地便下結論。依我的看法：這份史料經(jīng)歷世代過多，其中細節(jié)難免有訛誤之處，總的說來，應該是可信的。所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黃帝的子孫?！睂嶋H是說明什么問題呢？實際是說明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
我們可以毫不懷疑“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黃帝的子孫”并不是什么神話、幻想，而是實有其事。這個黃帝不是別的，就是氏族起源的共同祖先；黃帝以下的系譜，特別是不合情理那一部分，基本上可以說就是氏族名稱創(chuàng)造的系譜。在今天看來，覺得不合情理，哪知在古代卻是很合情理的呵！
王國維說：“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二者不易區(qū)別，此世界各國之所同也?！?br>又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jù)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jù)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①
王國維這段話非常正確，故引來以作本問題討論最后的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