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無名氏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

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

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xù)。

齊度游四方，各系太山錄。

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岳。

當須蕩中情，游心恣所欲。

熟悉《古詩十九首》的人，不難體味出此詩憂怨的歌吟基調，并由此確定它所產生的大致時代。同《古詩十九首》的作者一樣，詩人面對東漢末年黑暗而動亂的社會現(xiàn)實，在深沉的怨嘆中反復地歌唱著感傷人命短促的主題。

詩人首先把人命與天德(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變化代興)構成對比，用天德的悠長反襯人命的短促，并用“一何”二字加強感嘆的力量，由此所產生的巨大震動效力，足以引起讀者的驚愕與沉思。以下再用“奄(奄忽，迅疾貌)若風吹燭”的形象比喻，照應“人命一何促”的感慨，進一步加深了人命短促的憂思。接著慨嘆命不可續(xù)，嘉筵易散，即使生前有嘉賓盛筵、美酒歡歌的片刻歡娛，實難以消除人命短促的沉重憂傷。“齊度(齊借作“濟”)游四方”呢？但又各各被記錄在泰山人命壽夭的冊簿之上，當四方游樂的暢快還“未央”(未盡)的時侯，就忽然死去而魂歸東岳了。面對嚴酷的現(xiàn)實，最后發(fā)出了無可奈何的悵嘆：“當須蕩中情，游心恣所欲”，那意思是說：還是放縱情懷，去無所顧忌地、隨心所欲地歡樂吧！

人命的短促，死的悲哀，人所共知，本來無須感慨，可是，當社會動蕩、政治黑暗，有志之士理想落空，年華虛耗，人生價值難以充分實現(xiàn)的時侯，就會更加強烈地意識到這一問題。此時此刻，面對無可奈何的現(xiàn)實，又最易走向頹廢無聊。當然，“游心恣所樂”不過是一時的憤激，發(fā)泄了對現(xiàn)實的牢騷，表現(xiàn)出無可奈何的安慰，這些，都是不難理解的。不過，我們還必須看到作者在感傷情懷的抒發(fā)中所伴隨著的理性思考，尤其是那對天德與人命的思索慨嘆。

一個人由呱呱墜地到頭童齒落，幾經人世滄桑，比起春花的朝開暮落，比起綠草的春榮秋枯，說來也夠漫長了，然而，詩人卻強烈地感到，即使人命有百年的光陰，但相對于春生秋落、日月流轉、生生不息的天德的“悠且長”來，又有幾多時光？還不是短暫如“風吹燭”么？這短與長的辯證思索，顯然已突破自我生活失意感傷的狹小藩籬，感悟著人類所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接觸到自然與人事的根本矛盾，由復雜的人生感慨，上升到宏深的宇宙意識，由此達到了哲理的高度。這種對人生與天德關系的深沉思考，應當說起于人類對自我生命價值的充分認識，起于獨立的人格意識的高揚。在先秦，儒家積極入世，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便是對自我生命價值的充分珍視，以期在有限的現(xiàn)實生命中求得其意義和價值的無限；道家卻更深刻地看到了社會對人的重重束縛，看到了人類為文明和進步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因而逃避現(xiàn)實，企圖以“齊物我”、“等是非”、“同生死”的虛無態(tài)度游戲人生，幻想在無為而無不為中自然冥和于道，使自我有限的一生，求得與天道同齊的無限。儒道兩家從不同的生活態(tài)度上相背發(fā)韌，各自作了一個巨大的圓周運動，最后在解決人命的短促有限與天道的長久無窮的矛盾上卻又殊途而同歸。然而，在動蕩不安的東漢末年，人們不能像儒家那樣去追求“三不朽”，于是對現(xiàn)實十分失望；學道家的“齊物我”、“同生死”又太虛無，而“服食求神仙”又“多為藥所誤”，因此，只好無可奈何地唱出那“當須蕩中情，游心恣所樂”的哀憤心聲。時異世變，而人壽有盡、天德無窮的慨嘆卻古今同然，這一矛盾永遠也難以獲得圓滿解決。不過，我們卻應當像儒家先哲們那樣積極樂觀地對待人生，及時勉勵，以對祖國和人民的不朽貢獻去求得自己生命意義的永恒和無限。

從藝術表現(xiàn)上看，詩人把深刻的哲理意識融注在激越的情感抒發(fā)之中，“人命一何促”的深沉感嘆伴隨著“奄若風吹燭”的鮮明意象，通俗自然的語言寫出了復雜的人生體驗。所以，此詩給人的印象是那么凝煉深邃，那么圓潤豐逸，又那么清新自然。陸時雍評《古詩十九首》“深衷淺貌，短語長情”(《古詩鏡》)，我們如果借用來評這首《怨詩行》，不也十分恰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