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一向苦于不能自由。階級要“侵略”(胡秋原語)它，政治要它為自己服務(wù)，社會要求它有好的效益；還有，時弊要它去針砭，生活要它去“再現(xiàn)”,時代要它去推進；而錢袋，總是笑嘻嘻地想俘虜它做自己的奴仆。在這四面八方的包圍和挾持下，文學的自由就如那天空的蔚藍，看上去很美麗，但要切實地把握它，卻比水中撈月還難。
于是有人從痛苦的反思中醒悟過來，喊道： “文學是非功利的！ ”這可謂一語中的。
“文學非功利”是什么意思？ 換句話說，就是文學對社會、對階級、對人民不負有任何責任，沒有任何用處。它既不為社會的某個集團或階層所利用，也不為他們服務(wù)，它是超越一切的。這種“非功利” 的文學，猶如行空的天馬，它愛怎么馳騁就怎么馳騁，愛奔向哪兒就奔向哪兒。真是自由極了！
文學能達到這自由的化境，自然是令人高興的。但高興之余，又有點疑慮： 完全徹底的“非功利” 的文學是可能的嗎？ 文學倘真脫盡了 “功利” 的塵俗，還有誰需要它呢？
我于是顛來倒去地想： 一個文學家，寫了作品總是想發(fā)表； 發(fā)表了總想讀的人多； 讀的人多了作品的影響就大，自然，作家的名氣也大，得的稿酬也多。這，不知道算不算跟“功利” 沾上了邊？
我想，倘使一個作家寫了作品不拿去出版，出版了也不發(fā)售，發(fā)售了也沒有人看，看了亦無任何影響……這倒是真正的“非功利” 了。然而這樣一來，我擔心“文學家” 的桂冠要丟在馬路邊沒有人撿，文學家恐怕要不安于位，紛紛投筆從商，文學出版社則只好關(guān)門大吉。而且我料定，這樣一來，“文學非功利”和“創(chuàng)作自由” 的呼聲也會微弱下去。因為沒有了創(chuàng)作的欲望和興趣，自由不自由，功利不功利，也就不關(guān)痛癢，無可而無不可了。
誠然，古人有著了書不拿去流布而“藏之名山” 的。這似乎很有點“非功利” 的味道。其實不然。他藏之名山，決不是要讓它在山中爛掉，化為塵土的。目的還在于“傳之后世” ,寄希望于后人發(fā)現(xiàn)它、理解它、賞識它。那結(jié)果便是，人以文傳，他的大名，也就流傳千古了。所以歸根到底，他還是沒有沖破“功利” 的藩籬。
因此我覺得，盡管叫得怎樣響，文學要真正做到“非功利”,其實是很難的。難就難在文學家自身的矛盾。一方面，對于社會，他希望用“非功利”的盾牌，擋開來自任何方面的要求、干涉、支配和驅(qū)使，以保住“創(chuàng)作自由”的貞潔。另一方面，對于自己，不創(chuàng)作則已，若有所作，即不免生出種種功利的念頭。即使是“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問世之后能為眾多的讀者所賞識，所稱贊，所喜愛，甚至，能賣個好價錢；即使是一個服膺虛無主義的作家，他否定一切，卻決不否定自己的大作。就象莊周，他寫了許多文章宣揚“無是非”觀。然而，倘使你起莊周于地下而問之： “你的‘無是非’觀究屬是抑或非呢？”他一定會理直氣壯地回答你： “我的理論是天經(jīng)地義，哪有不是之理！”事情就是這樣，別的都無是非可言，唯獨自己的文章卻只有是，而沒有非的。
你說這不是很矛盾嗎？當然，很矛盾。
而“非功利”的文學，便在這矛盾中窘得發(fā)呆，不知如何是好。
毫無疑問，文學應(yīng)當是自由的。但是至少，它沒有拔著自己的頭發(fā)離地球而去的自由。片面強調(diào)文學的某種功利性是不對的，但因此以為文學可以是“非功利”的，又大有商榷的余地。說起來，人的一切活動和創(chuàng)造(精神病患者、夢游病患者、不懂事的嬰幼兒除外)不可能不包含這樣那樣的功利性。文學活動也不例外。凡有活動和創(chuàng)造，不是為了這部分人的功利，就是為了那部分人的功利；不是為了大多數(shù)人的功利，就是為了極少數(shù)人的甚至一己的功利。否則，人何必還要活動，還要創(chuàng)造？他滿可以四大皆空，遁入佛門，去做和尚。其實，做了和尚，也不見得就與功利絕緣。他不是還得修行參禪、悟道成佛、普度眾生嗎？普度眾生，這可是大大的功利了。
功利和非功利的爭論，是古已有之的。當年，孟軻先生去見梁惠王?；萃跏且粋€講究實際的功利主義者，一見面就問： “老頭兒，你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軻回答說： “何必言利啊，有仁義就行了。” 孟軻把功利與仁義對立起來，認為只要有仁義就行，功利是不必講的。孟子的這觀點，有人就不贊成。南宋的葉適說得很干脆： “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耳！ ”虛語者，翻成現(xiàn)代語，就是 “空話” 。
至此，我想套用葉適這句話來結(jié)束我的雜文：
“既無功利，文學者乃無用之空話耳！ ”

(1987年第3期《現(xiàn)代作家》)

賞析 這是一篇以駁論為主的文藝隨筆或曰文藝雜談。它所駁斥的是前幾年文藝界頗為“走紅”的一種文藝觀點——要創(chuàng)作自由就不能言功利，言功利就不會有創(chuàng)作自由。文章寫得老辣而機敏，深邃而空靈，是一篇難得的佳作。
雜文可以小題大作，也可以大題小作。小題大作不容易，大題小作也不容易，甚至更不容易?！段膶W的自由與功利》屬于大題小作。文學到底有沒有功利？有沒有目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要在短短1,000多字的篇幅內(nèi)將這個問題談深談透，將“文學非功利”的錯誤觀點徹底駁倒，顯然并非易事。作者的高明之處在于： 避開那些一般的理論問題，比如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guān)系，文學與政治的關(guān)系，文學與兩個文明建設(shè)的關(guān)系，等等，從人們極易接受、極易理解的常情常理入手，展開論述?！耙粋€文學家，寫了作品總是想發(fā)表； 發(fā)表了總想讀的人多； 讀的人多了作品的影響就大，自然，作家的名氣也大，得的稿酬也多。這，不知道算不算跟 ‘功利’ 沾上了邊？ ” “倘使一個作家寫了作品不拿去出版，出版了也不發(fā)售，發(fā)售了也沒有人看，看了亦無任何影響……這倒是真正的 ‘非功利’ 了。然而這樣一來，我擔心“文學家”的桂冠要丟在馬路邊沒有人撿……”這兩段文字“看似容易卻艱辛”。作者采取“頂針續(xù)拔”的句式，緊緊扣住人們極易理解、極易認同的常情常理去推導，將“文學非功利”的錯誤觀點駁斥得無可置辯，騰挪不得。這里，充分顯示出作者舉重若輕、舒卷自如的高超技藝。
當然，要駁倒一個觀點，單靠一兩段錦言妙語是不夠的。梁啟超說過：要建立自己的論點，需要多設(shè)想幾個“難者曰”之類。作者是深諳此道的。作品在從正反兩個方面駁斥了“文學非功利”的觀點之后，緊接著又堵死了兩個可能產(chǎn)生的“漏洞”,回答了兩個可能產(chǎn)生的疑問：其一，你說作家寫了作品總是想出版，那么對古人所說的“藏之名山”作何解釋？答曰：藏之名山目的是“傳之后世”;其二，你說文學有功利，那么，對“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服膺虛無主義作家，以及莊周的“無是非”作何解釋？答曰： “倘使你起莊周于地下而問之： ‘你的無是非觀究屬是抑或非呢？’他一定會理直氣壯地回答你： ‘我的理論是天經(jīng)地義，哪有不是之理？’”至此，“文學非功利”這個錯誤觀點被駁斥得再也沒有藏身之地了。
但是，作者并沒有在這里止筆。作品結(jié)尾又“套用”南宋葉適的一句話對“文學非功利”的錯誤觀點擊一猛掌，報以小小的戲謔：“既無功利，文學者乃無用之空話耳！”這里妙就妙在“套用”上。如果直接說“文學非功利”是空話，未免顯得生硬，說不定有扣帽子之嫌，這一“套用”就顯得很自然了。僅此一端，也可以看出作者行文的老辣和機敏。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套用”作者這句話說： “套用者，乃借劍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