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干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yīng)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 ，而作論文。

王粲長于辭賦，徐干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 《初征》、《登樓》、《槐賦》、《征思》; 干之 《玄猿》、《漏巵》、《圓扇》?！督圪x》，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yīng)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兹隗w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于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jié)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故西伯幽而演 《易》，周旦顯而制 《禮》，不以隱約而弗務(wù)，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wù)，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

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論，成一家言。

《典論》是曹丕的一部學術(shù)性論著，一共二十篇。今僅存《自敘》和《論文》兩篇?！兜湔摗ふ撐摹肥俏覈膶W批評史上現(xiàn)存最早的一篇文學批評專論。在此文中，作者指出了文人的通病，對建安七子的作品進行了中肯的評價，對各種文體進行了探討，并且論述了作家和作品的關(guān)系、文章的地位和功用，勸勉作家要珍惜時光，努力著述?！兜湔摗ふ撐摹烽_創(chuàng)了文學批評的新風氣，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首先批評了“文人相輕”的陋習。文章一開始就開門見山地指出文人的通病，即“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并以班固藐視傅毅為例，用來說明這種陋習是由來已久的。班固是東漢人，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傅毅也是東漢人，文學家，章帝時為蘭臺令史。超，即班超，東漢時期的軍事家。班固輕視傅毅，曾給其弟班超寫信，說傅毅因為會寫文章而做了蘭臺令史，但他寫作起來沒完沒了，不能很好地駕馭文字。曹丕對這種“文人相輕”的陋習，不僅持鮮明的反對態(tài)度，而且認真地分析了產(chǎn)生這種陋習的原因。作者認為“善于自見”是產(chǎn)生“文人相輕”之病的主觀原因，就是說，人們善于看見自己的長處，而看不見別人的長處。而人又“患闇于自見”，即無自知之明之病，總認為自己的文章是最好的，不見自己之所短，而只見別人之所短。事實上，任何一個作家，都很難成為一個兼擅的“通才”，“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但各個作家往往很難認識到這一點，在當時文壇上形成了“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的局面。這樣，文人才皆矜才自負，就不可避免地要相互 “輕視”，互不服氣。

作者還認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是產(chǎn)生“文人相輕”的客觀原因?！百F遠賤近，向聲背實”，就不能公允切實地展開文學批評，就會出現(xiàn) “相輕”之病。只有用 “審己以度人”的態(tài)度，才能討論文學問題。“審己以度人”，即先檢查自己，客觀公正地對待自己，然后才能去衡量別人。只有這樣，才能免除文人相輕而無自見之明的負累和毛病。“審己以度人”、“免于斯累”，也正是作者寫作 《論文》的目的。曹丕不僅是這樣提倡的，也是本著“審己以度人”的態(tài)度去實踐的。他對建安作家在各體文章寫作上的長處和短處，進行了客觀公正的評價，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這種評價在當時是極為難能可貴的，為文學批評起了一個率先垂范的作用。

在《論文》中，作者對各種文體進行了論述，提出了四科八類的客觀標準。他論文體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本”，是指各種文體在寫作上的基本規(guī)律?！澳?，則應(yīng)指各種文體的表現(xiàn)手法、風格等。各種文體在寫作上有基本的共同規(guī)律，但在表現(xiàn)手法、風格上各有差異。為此，作者區(qū)分了四種文體不同的特點。奏議，要典雅；書論應(yīng)當把道理說得透辟；銘誄應(yīng)注重真實；詩賦要寫得華麗。這種分析雖然很簡略，但在當時極為重要，為各種文體的創(chuàng)作和批評提供了一個初步的客觀標準，并指出由于文體各有特點，因而作家互有短長，作家往往偏長于某一方面，“唯通才能備其體”。在此基礎(chǔ)上，作者又進一步地探討了作家和作品的關(guān)系，并且非常重視創(chuàng)作個性。他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jié)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边@里提出的所謂文氣，是指作家的“才性”。由于作家的才性不同，那么，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就形成了作品的不同風格。換言之，作品風格的形成是取決于作家的 “才性?！彼Q “孔融體氣高妙”，“公于有逸氣”(《與吳質(zhì)書》)、“徐干時有齊氣”，就是指他們作品中表現(xiàn)的才性。當然，曹丕的文氣說，過分強調(diào)了作家的主觀性，忽視了作家的后天學習和實踐，這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缺點，但更為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他觸及到了作家的個性和風格問題，表現(xiàn)了他對創(chuàng)作個性的重視。這也正是建安時代精神在文學思想上的一種具體表現(xiàn)。這對后代風格的形成與發(fā)展有著很大的影響。

在此文中，作者又強調(diào)了文章的價值、地位、作用。他說： “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認為作家可以 “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由此可見，曹丕肯定了文學的獨立地位，認為文學本身具有不朽的價值，給予文學創(chuàng)作以極高的評價，指出作家可以獨立獲得不朽的途徑。這在曹丕以前是從未有過的。在漢代，帝王曾視作家為 “倡優(yōu)”，視辭賦為 “博弈”，曹丕與之相比，要有遠見得多。曹丕的這一理論和觀點，對促進建安文學的繁榮和發(fā)展起了很大作用。

文章的最后，作者又勉勵文人努力創(chuàng)作，應(yīng)該 “賤尺璧而重寸陰”，不受 “饑寒”、“逸樂”的干擾，要強力著述，以使 “聲名自傳于后”，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文人的創(chuàng)作無疑是起著很大的鼓勵作用。不足之處是作者把文學只看作個人名垂不朽的工具，未能充分指出文章的社會作用。

總觀全文，作者善于議論，見解卓越，其中不論是對文學觀點的闡述，還是對文人作品的評價，都簡明中肯，不失為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