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臘，哲學家們從沒有直接認真地傾聽過自然天道的聲音音樂，因此沒能建立起類似中國古代哲學天人感應的音樂自然觀和宇宙觀。畢達哥拉斯等將天地、人、宇宙與音樂音程數(shù)的和諧相聯(lián)系，作為萬物秩序的理想標準，可以說，這實際上是一種“數(shù)”的機械的自然主義觀念，并與后來近代科學牛頓力學的機械唯物論、理性哲學以及音樂復調、和聲邏輯的理性時間和空間組合相連接。
音樂的自然主義特征
中國儒道哲學始終強調的是一種有機自然主義的精神。最直接認真地傾聽自然天道聲音的是古代哲人莊子。這種自然主義音樂特征在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與其弟子子游的一段對話中感受到：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今之隱機者，非昔之隱機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弊郁朐唬骸胺虼髩K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乎？ 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弊郁朐唬骸胺虼等f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上文大意是：隱者南郭子綦依機而坐，仰天長嘆，樣子似喪失了與真君相對的功、名、利、己。弟子子游侍立于旁，問道：“為何緣故，人真能使自己的形體似那枯木一樣凝固，心靈似死灰一樣消除一切嗎？ 老師，我見您為何與往日不相同？”子綦說：“偃，你問得好。今日我得道，忘卻了功、名、利、己，你注意到了嗎？ 你聽過人奏的音樂，卻沒有聽過大地奏的音樂，就算你聽過大地奏的音樂，可沒聽過天奏的音樂吧？”子游問：“何為天奏的音樂？”子綦說：“天地吐氣為風，這個風除非不發(fā)作，發(fā)作就會使千萬個洞孔發(fā)出怒號的聲音。 你也聽過大風的聲音吧？山上的林木被風搖撼喧囂，百圍大樹，許多洞穴似鼻子，似嘴，似耳朵，似木制的酒瓶、杯盂、大臼、沼池、泥坑，各種各樣都有。它們發(fā)出的聲音如急流聲、飛箭聲、怒氣聲、吸氣聲、叫喊聲、號哭聲，有的幽深、有的哀切、也是形形色色。前面刮起的風，后面接著洞穴相應和的聲音。清風吹起來微微地和，烈風馳過則大聲地和，烈風停止，所有的洞穴都恢復平靜，而后不就只見樹枝在無聲地搖晃嗎”。子游再問：“依您所講，地籟是無數(shù)洞穴發(fā)出的聲音，人籟是竹管簫類樂器的聲音，天籟是什么？”子綦又說：“風吹千萬個竅穴而聲音不同，它們從各自的內部產生各自所特有的聲音，那就是天籟，萬物發(fā)出眾多聲響皆是萬物自己的選擇，而鼓動萬物怒號的是誰呢？”(曹礎基《莊子淺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
天籟是自然界眾竅自鳴聲音之美，是不依賴外力而自發(fā)產生的。《齊物論》是一篇重要的哲學思想論述。萬物齊一即萬物皆一，其“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即達到樂天合一、天人合一的自然主義特征，其“合一”、“為一”都是在忘卻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區(qū)別，只存留經驗中混沌的“一”。
中國哲學中自然主義特征籠罩著中國各地音樂風格與自然人文景觀的統(tǒng)一性，其“合一”、“為一”的自然狀態(tài)不需要用西方音樂那種“知性”的方法去肢解它們，它們本身就包含了宇宙內部有機生命的許多知識。如泰戈爾的東方印度印象所言：“早晨的清新感并不需要科學來介紹，我們際遇自身的無限實在，并不經由神學家來解釋，也不經由倫理學說的淵博的討論，而由我們親身去體驗愛與善的純粹真理?！比绻梦鞣絺鹘y(tǒng)音樂書面作品的機械主義方式去認識中國音樂，反而會割裂音樂與自然宇宙的關系，以“萬物皆一”的音樂有機觀念，反而能保存宇宙整體的真知或“不知之知”。
從《齊物論》對“風的音樂”的描述印象中，似乎可以感受到莊子對二十世紀西方具體音樂、先鋒派音樂音響特征的某些先述或先釋。而具體音樂則是以一種機械自然主義的方式去反對傳統(tǒng)音樂中的機械主義，其最后仍難脫離“機械”之困境。這與中國哲學的有機自然主義是截然不同的。當然，中國音樂是否永遠保持文化與音樂的自然生態(tài)生機、真存真知的萬物皆一的境地，這要看與西方音樂哲學中認識論、機械論在人類總體知識和時代精神中的對話如何了。從辯證性的方式來看，中國音樂自然主義特征的意義與西方音樂的機械主義特征意義相比，似乎有著各自的價值意義。誠如泰戈爾所講：“機械的天牢雖然百物俱全，但卻不能滿足我們的最終要求。而在大自然(大結合)的天廳里，卻常住著愛者的心靈。”
音樂的人文主義特征
人文主義一般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與中世紀宗教神學體系相對立的人性論和人道主義，它與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是有差別的。成中英認為：西方的人文主義叫作外在的人文主義，主張人應該與客觀宇宙有所不同，人應該肯定自己，不應該完全受制于上帝。中國的人文主義叫作內在的人文主義，它不把萬物排斥于人之外，肯定人就是肯定萬物，它不但講究人際關系，而且也講究人與自然之間維持一種和善的關系。
從音樂上來看，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影響到音樂創(chuàng)作，從中世紀宗教情感轉向崇高理性和追求人性的發(fā)展，促進了音樂創(chuàng)作與世俗音樂體裁的結合，但其主流仍是從提高人對探求、利用或控制音樂技術的意義上去發(fā)展的。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拓寬了作曲家個性的發(fā)展，促成了早期器樂曲體裁如鍵盤樂器的前奏曲、托卡塔、變奏曲、幻想曲等等的發(fā)展。
在中國哲學所有大的傳統(tǒng)和小的流派中，都將人和自然的相融與和諧視作基礎。儒家思想顯示出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的人文主義傾向，注重人際關系及人倫情感的聯(lián)系與溝通。道家思想則較多顯示出自然人文主義的傾向，注重人的心靈與自然的聯(lián)系與溝通。
中國古代雅樂、宮廷音樂、音樂教育(樂教、詩教和禮教的結合)等均含有儒家人文主義的價值操作。如據(jù)《周禮》、《儀禮》等古籍記載，古代雅樂中的樂舞用于吉禮，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禮場面，詩樂與鄉(xiāng)樂用于嘉禮、賓禮和人際交往及親近的愉悅的儀式場面。這自然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主體的音樂精神，也異于文藝復興層面的音樂的人文主義精神。再如，流傳至今、歷史悠久的陜北秧歌(宋代的民間社火舞隊在立春之日舉行的民間祭社活動可謂陜北秧歌的雛形),其舞蹈動作“扭”、“擺”、“走”出自于對自然的生活化的走步動作的提煉，每個表演者可在基本鼓樂節(jié)奏及歌唱中，即興地扭、擺、走，通過個人及群體動作充分表達感覺、情緒、情感思想的經驗幅度，通過身體音樂行為語言取得相互之間的交流，極富于人情味。各種秧歌隊，如：謁廟秧歌(有謁廟祭神等儀式),排門秧歌(也叫沿門秧歌，過年期間，各村的秧歌隊挨家挨戶拜年，有舞有唱),彩門秧歌(村村搭上彩門，鄰村之間的秧歌隊互訪、互拜、對唱),大場秧歌(在廣場上燃起火塔，集體舞蹈，男女老少皆可)。所有秧歌形式都具有人際、村際、親情關系的聯(lián)系，極富于人文精神。秧歌沒有專業(yè)化和技術化的屏障，易學、易會、易普及、易流傳，只要跟著基本的行走節(jié)奏感，走好步伐順序，就學會了秧歌舞蹈。從文化整體作用來看，秧歌有著群體情感思想聚集的重要的社會學意義。如果與西方音樂的重科學傾向相對比來看，中國音樂是整體論的和人文主義的，它不允許音樂同倫理、美學、社會分離，其理性也不與善和美相分離。
如果說儒家重視立足于社會環(huán)境的人文主義，那么，道家則傾向于自然環(huán)境的人文主義，其根本在于自然之道，如老子所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钡兰易匀蝗宋闹髁x與音樂的關系主要顯示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與自然生命生態(tài)相統(tǒng)一的力量和意趣，而不是像西方音樂本體中的人文主義那樣，把自然上升到一種抽象本體的結構中去尋找人的理念和架構。
道家的“道”也包含著如淡、樸、柔、弱、虛、靜等特性。如老子講：“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聞，用之不足既(盡)”。莊子則更進一步，他講：“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質也。故圣人休焉，休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得全而神不虧”(《莊子·刻意》)。中國古琴音樂中便典型地滲透著道家這種自然的“淡泊”精神。如明代徐上贏的《溪山琴況》中“?！?即淡)和“恬”的論述正是此種精神的寫照?，F(xiàn)將這兩段白話摘錄如下：
“?！?淡):弦索之所以流行世上，在其聲音艷麗悅耳。而琴這種樂器，須焚香靜坐而彈，不入歌舞場中，琴的音樂，孤芳自賞，安于寂靜，不雜絲竹伴內。它如清泉白石，明月疏風一樣悠然自得，能使聽者游思縹緲，盡去娛樂，這可叫做淡。棄華麗而求淡泊是世上的高雅之士。淡故難言傳，但只要去邪存正，棄俗還雅，棄媚還淳，即使不刻意求淡，淡的妙處也自然會出現(xiàn)。琴的音色本自淡，制成琴曲，它的情趣就更淡泊。之所以用淡泊的風格來彈奏，是合于古人，而不是迎合眾人。當山居幽靜，林木扶蘇，清風入弦，去掉炎囂，虛緩彈奏，發(fā)出妙音，得到純真無邪的情趣，不禁怡然吟賞，云：“我愛這情趣，與世無求，與世無爭；我愛此韻味，恬淡純凈如雪如冰；我愛此種樂聲，松風竹雨，潤之滴水和波動，我愿日夜陶醉于此淡泊中?！?br>“恬”:大多數(shù)樂器的聲音淡了就無味，而琴聲淡了卻有味，味是什么？ 味是恬。味從氣出，為恬。恬不易產生，淡不易得到，只有練到神妙時才能得到，淡至妙處才能有恬，而恬達到更妙時則越淡而不厭。因此，要有興致而不放縱，有氣氛而不激烈，有情緒而不煩擾，有意趣而不濃重。下指要顯出君子的氣質和修養(yǎng)，沖和淡泊，無雄競和柔媚態(tài)。不要求味而自然有味，猶如水中之乳泉；不求香而自然香，猶如花卉中的蘭茝。從此方面去想，恬味得矣。
以上《溪山琴況》中“淡”,“恬”的論述其實質顯示了道家“恬淡、寂寞、虛無”等“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質也”。從中國傳統(tǒng)音樂存在的整體狀況來看，道家自然的人文思想對中國音樂的發(fā)展始終起著某種潛在的主導作用。如中國音樂最重要基礎民歌的存在，便是依據(jù)自然之道而存在的。一方面民歌最接近自然和樸實的民眾生活，發(fā)乎人的自然之情性；另一方面，民歌與自然生態(tài)人文景觀的統(tǒng)一性，在各地民歌中均得以充分顯露。甚至，中國古代樂府的采風、宮廷音樂、雅樂、宗教音樂都無不吸取各地自然生態(tài)的民間音樂資源。而且，一旦這種音樂的自然來源被切斷，宮廷音樂便會喪失其音樂生命的活力，成為僵化的禮儀的附屬品，歷代雅樂的衰敗即可說明這一道理。
中國音樂與自然和諧的生態(tài)關系及其價值，現(xiàn)逐漸開始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同時，西方音樂近三百年來在機械本體及機械時鐘指引下發(fā)展的交響樂樂隊工廠的流水線生產，出現(xiàn)了與人性(如人的自然情性)的脫離。西方學者意識到在科學文明中人與自然分離的這一危機，并開始回過頭來注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東方音樂文化。薩頓認為：“科學必須人性化，這意味著至少不能允許它橫沖直撞。它必須成為我們的文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且始終是為其余部分服務的一部分?！?《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李約瑟曾專門寫過一篇《中國人在科學人文主義方面的貢獻》,他認為：“或許唯科學主義——這種認為只有科學真理才能認識世界的思想，不過是一種歐美人的毛病，而中國的偉大貢獻或許可以通過恢復基于一切人類經驗形式的人道主義社會準則，而從這種死亡的軀體上挽救我們?！?《李約瑟文集》,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版)李約瑟還認為有充分理由說“中國是科學人文主義的肇源地之一”,中國的科學人文學主要建立在兩個基礎上，即“它從來不把人和自然分開，而且從未想到社會以外的人”。這些看法十分精辟地包含了中國道家自然人文主義和儒家社會人文主義的基本內容，也是理解中國音樂人文主義精神現(xiàn)代意義的重要基礎，這些精神在未來人類世界文化發(fā)展中將會發(fā)揮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