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問者曰：“嘻！不亦善夫！吾問養(yǎng)樹，得養(yǎng)人術?！眰髌涫乱詾楣俳洹?/small2>

唐代大文學家柳宗元，本是個熱心于改革現(xiàn)實的人，并無意當文學家，這從他《〈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書》，“仆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長沙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實事，以輔時及物為道”的自白中可以得知。然而，這個把寫文章與博弈相提并論的柳宗元，終歸又寫起文章來，完全是不得已而為之。當時，王叔文革新失敗，參與其事的柳宗元，被朝廷貶謫湖南，“輔時及物”已成泡影，唯一可以助其憂國憂民之心的，只有握筆從文了。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中，提出了著名的“窮而后工”的觀點，柳宗元正是如此。自他遭貶以來，身居窮厄之地，“恒惴栗”，心情壓抑感到前途無望，在這樣的際遇下，柳宗元憤而疾書，寫出了許多思想性、藝術性頗高的優(yōu)秀作品。

《種樹郭橐駝傳》是一篇立意新穎，語言精練，對比鮮明的寓言式傳記散文。作者藉問對形式，談論種樹，從中引發(fā)出治國的大道理?！胺N樹”和“治國”本是性質(zhì)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但在柳宗元筆下，二者卻有機的結(jié)合起來，而且結(jié)合得非常自然。文中以“種樹”發(fā)端，介紹一位憨厚樸實，駝背而行，有高超種樹技能的人郭橐駝。凡是他種的樹，都能“碩茂早實以蕃”，探其技之要，不過是“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人，并不神奇的種樹“訣竅”，竟培養(yǎng)出長得快、壽命長、產(chǎn)果早、結(jié)實多的果樹來，成為譽滿長安的種樹能手，與郭橐駝相比，“他植者”則采取截然相反的種樹方法，他們“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結(jié)果樹木大受摧殘，未及長成，便已夭折。柳宗元將郭橐駝與“他植者”對比之后，把種樹之道“移之官理”，以映襯的手法，批判了中唐以來政亂令煩，民難堪命的政治局面，說明只有順應人民生活自然的、內(nèi)在規(guī)律的要求，少干預百姓所為，才能“蕃吾生而安吾性”，使其安居樂業(yè)和從事勞作。這種“與民休息”的思想，在封建社會里是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

《樹郭橐駝傳》就其文名而言，應是一篇人物傳記，看過內(nèi)容以后，發(fā)現(xiàn)本文的“傳”與通常意義的“傳”頗有出入。篇中并未詳述郭橐駝的姓名及家世，也未談及除種樹以外的其它事宜，與傳統(tǒng)立傳程式相比，多不吻合。對全文細推敲起來，本篇頗與寓言相類。從“郭橐駝，不知始何名”以及“駝業(yè)種樹，在長安西”分析，郭橐駝未必實有其人。然而，作者本意在于借文講道，并不介意所敘內(nèi)容是否真實。事實上，只要文意明確，論證可堪信服，文章即可受用。從本篇看，上述兩點完全實現(xiàn)了。除此而外，本文還表現(xiàn)出如下幾個特點。

以“傳”立說，是本文的特點之一。前面說過，本篇并非是“傳”，文中所涉及的人和種樹，實際都是作者虛構的。并不合乎立傳一要真人真事，二要記有價值的事的起碼條件?？墒牵蠀s明知故犯，用意何在呢？顯然，這是為增強文章的真實感，因為真實才具有說服人的力量。依據(jù)立傳的常規(guī)，開頭總要先介紹主人公的簡單的情況。《種樹郭橐駝傳》也不例外，用繪聲繪色的語言，描摹著寫作對象，說橐駝“病瘺，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xiāng)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舍其名，辦自謂橐駝云”。寥寥數(shù)語，一個純樸、憨厚、彎腰駝背而行的人物，便活生生的躍然紙上，本來并無此人的“烏有先生”，經(jīng)柳宗元一番加工點綴，好像世間真的實有其人了。從文章開頭幾句的渲染氣氛中，讀者不會懷疑所述人物的真實性，反而更引發(fā)了欲讀下去的興趣，探尋那個貌不驚人，和善滑稽的郭橐駝，何以值得立傳？ 柳宗元打破立傳常規(guī)，筆鋒一轉(zhuǎn)，改變話題，大談郭橐駝種樹之妙，從與“他植者”的比較中自然的將“種樹”經(jīng)驗“移之官理”，達到以文明道，闡述自己的見解和主張的目的，借“傳”立說。柳宗元通過郭橐駝與“他植者”的對話，來表明一種道理，類似莊子的寓言，讀來不由得使人遐想深思。誠然，傳記文學并不排斥對話，然而如本篇這樣，精心于對話的描寫，卻是傳記文學中少見的，而且大有舍本逐末之勢。細加推敲，“對話”正是作者謀篇的精華所在。以對話為媒介，意在為闡述道理。

本文第二個顯著特點，是充分利用了對比手法。通過多種形式及不同角度的比較，突出人物形象，透徹地闡明道理，增強了文章的氣勢；以求達到“文不可勝用”的目的?！斗N樹郭橐駝傳》的論述中心是“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為講清這個道理，作者不是簡單的空發(fā)議論，而是將其置身于實際的植樹環(huán)境中，在種樹里手郭橐駝與“他植者”截然相反的種樹方法的比較中，形成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從而使讀者加深對道理的理解。首先柳氏從種植的“當”與“不當”起筆。郭橐駝在答復“他植者”詢問時指出：“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那么，所謂的“致其性”的“性”字又指什么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個結(jié)構相同的排比句，道出了郭橐駝種樹的“訣竅”，遵此而行，必然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矣”的效果。與上述順應樹木自然生長規(guī)律的培育方式相反，“他植者”違背育樹規(guī)律，“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結(jié)果樹木“性日以離”，終致培植失敗?！八舱摺蹦矫蠼蹋珜W“表”未學“本”，結(jié)果“雖窺伺效慕，莫能如也”。正是在這個“本”字上，郭橐駝與“他植者”的做法兩相對立，才導致出兩種培植效果。為進一步使讀者加深對道理的理解，作者又推出第二對比較，即管理的“善”與“不善”。郭橐駝種樹，自有其獨到之處，“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是郭橐駝種樹的經(jīng)驗之談，蘊含深刻的哲理。乍聽其言，似乎樹種完后，就可任其生長，不必管理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郭橐駝所言，絕無種樹畢即可棄之不顧的意思。所謂移栽時的“若子”，種后的“若棄”，實際都是最佳管理方法，完全合乎“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的大道理。“他植者”則背道而馳，以為多慮多管就能使樹木“早實以蕃”，他們“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看似對樹木關懷備至，結(jié)果事與愿違，“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最終壓抑和扼殺了樹木的正常生長，導致樹木的死亡。

“當”與“不當”，“善”與“不善”的兩層對比，孰是孰非，前面已經(jīng)作了明確回答。兩對比較，環(huán)環(huán)相扣，鮮明生動，兼之多用排比句，遂使文章氣勢雄渾有力。文字簡潔明了，遣詞造句準確精當，多種因素協(xié)調(diào)自然，恰到好處，更加重了文章的思想性及其藝術效果。

柳宗元在此文中，還使用了映照的寫法。從文章全局看，作者是從種樹和管理兩個方面進行了對比，但著墨最多處，還是管理。用大量的排比句和鋪陳去寫“他植者”不善管理樹木，正是為了映照吏治不善，而“他植者”不會種樹，又與官吏治民不當兩相呼應。同樣的手法，文章前邊提到的“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與后文的“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也是一種映照。分析全文可以看出，作者借“傳”立“說”是本篇寫作的真意，而從養(yǎng)樹論及“養(yǎng)人”，則又是這篇文章的精神命脈。這樣寫來，文章頗顯鮮明生動，有助于對文章中心思想的闡發(fā)，同時也增強了哲理性和說服力。

這篇文章，善于選用恰如其分的字詞傳情達意，讀來生動感人。比如養(yǎng)樹的“愛、憂、害”與養(yǎng)人的“憐、禍”五個動詞，不僅相互映襯，而且又都是句中的關鍵詞，使文章因此更為生動和富于直觀感。作者在文章最后，用鋪陳的方法，把吏治不善的種種表現(xiàn)加以集中，進行典型化描摹，有言有行，細致入微。如寫官吏擾民，用了三個“爾”，六個“而”，“耕、植、獲、繅、織、字、遂”七個動詞，從“官命促爾耕”到“擊木而召之”，一氣呵成，連用排比，讀來有一種快捷感，把俗吏那種名為愛民，實則害民，以及庸碌不諳民事的作態(tài)刻畫得淋漓盡致，惟妙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