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一功而千萬人悅，刑一罪而千萬人慎；賞無私功，刑無私罪，是謂軍國之法、生殺之柄……刑賞之術(shù)，無私常公于世以為道。其道也，非自立于堯舜之時，非自逃于桀紂之朝。用得之而天下治，用失之而天下亂。治亂之道，在于刑賞，不在于人君。(《刑賞篇第十八》)

【譯文】　執(zhí)行過程中，要做到獎賞一個有功之人，能使千萬人歡喜；懲罰一個犯罪分子，能使千萬人謹慎。獎賞不憑私人感情而獲得功勞，刑罰不因私人恩怨而遭受罪名。這就是所說的治國用兵的法則，決定人們生殺的權(quán)柄……實行刑賞制度，應當公而無私，并經(jīng)常公之于眾，以此作為統(tǒng)軍治國之道。此道既不是自己確立于堯舜之時，也不是自行離失于夏桀商紂之朝。刑賞制度運用得當，天下就會得到治理；運用失誤，天下就會變得混亂。國家治與亂的規(guī)律，在于能否用好刑賞制度，而不在于君主自身。
【評說】　嚴明刑賞，兵家與法家思想在此實現(xiàn)了交融。儒家治國也重法律，但與兵、法兩家思想有所區(qū)別。它們的根本區(qū)別不在于是否有律法典籍，而在于它們的“依法治國”理念是更注重于“禮法”還是更注重于“刑賞”。通俗地說，儒家是法外有情，而法家則法不容情。實際上，中國人既“情理”并稱，又“法理”并重，“情”、“法”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因“理”而共存。所以，對“情、理、法”三者取長補短，兼收并蓄，才更為科學可行，更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