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敵?、依飛何重，后來何酷。豈是功高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端、堪恨又堪悲，風波獄。　　豈不念，疆圻蹙^①。豈不念，徽欽辱^②。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qū)區(qū)、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詞統(tǒng)》卷十二載，夏侯橋沈潤卿掘地，發(fā)掘出宋高宗賜岳飛手敕刻石，文徵明見后感慨萬分，作了這首詞。石上所刻詔書，不知是哪一通，高宗給岳飛的各次詔書，收岳珂所編《金陀粹編》,可參。文徵明作此詞時，正值明朝權閹劉瑾用事，內亂外禍頻仍的時代，他有感于時事，所以將滿腔激情，借題岳飛事傾發(fā)出來，詞調與岳飛著名作品《滿江紅》(怒發(fā)沖冠)相同，也有深意。
詞承宋高宗敕賜碑起，由碑文生發(fā)，逐步深入。詞人見到碑已字體模糊，文句僅依稀可辨，不禁想到歲月流逝，人世滄桑變化，想起當年宋高宗在敕文中對岳飛是何等贊賞倚重，沒料到岳飛的結局是如此悲慘?！耙里w何重，后來何酷”,語氣鏗鏘，一揚一抑，對比鮮明；前以“慨”字領句，將無限怨憤不平，沉重道出。據史載，岳飛當時轉戰(zhàn)南北，宋高宗在地位沒有鞏固、南北對峙的形勢沒有確定時，對他十分器重，如紹興四年(1134)十一月，援淮西二詔中就有“卿有憂國憂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義勇之氣，震怒無前……既見可乘之機，即為搗虛之計”等語；可是轉眼之間，變化不測，令人難解。所以詞人以此二語作總束，可抵岳飛本傳論斷。以下，詞就事論事，展開評論，指出岳飛并不是驕奢橫肆之將，無功高震主之嫌，而宋高宗為了自己，忘卻前言，任憑秦檜羅織，終于在紹興十一年(1141)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岳飛殺害在臨安大理寺的風波亭中。對此事實，詞人以低沉哀惋的語句歷歷述來，不平之氣，透騰紙外。
上片夾敘夾議，主要通過史實，引發(fā)人們對岳飛蒙冤受屈產生憤慨，從而追思罪惡產生的源頭，所以下片過渡到對罪魁禍首的集中批判。因為詞是由高宗敕碑引起，批判的矛頭也就直接指向宋高宗。詞人別出心裁，不用旁觀者口氣，而是直接站在岳飛的立場上，對宋高宗的心態(tài)窮本追源，猛批狠斥。詞以反問句起，增加力度，說宋高宗作為皇帝，難道會不把國土淪喪、徽欽二宗被虜遭辱放在心上嗎？應該說，岳飛力圖恢復，“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這樣的赤膽忠心，正是宋高宗夢寐以求的，何以恰恰相反呢？說到底，宋高宗怕的是岳飛北伐一旦成功，二帝南歸，他的皇帝寶座就不穩(wěn)了。因此，他不得不屈辱求和，不得不聽憑秦檜誣陷岳飛，因為秦檜想做的事正與他不謀而合。這樣一批斥，把宋高宗昏庸鄙劣的品格入木三分地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痛快淋漓，可謂替岳飛出了一大口怨氣。
全詞以敕碑引發(fā)，漸次深入，既對岳飛的遭遇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又對宋高宗不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殘害忠良進行毫不留情地撻伐，語言犀利，正如《詞統(tǒng)》所評：“激昂感慨，自具論古只眼?！痹饕詠?，大多數詠岳飛的詩詞，都強調岳飛的忠勇，指斥秦檜奸邪賣國與宋帝軟弱茍且，坐觀傾覆，自壞長城，如趙孟??《岳鄂王墓》云：“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币灿腥艘姷角貦u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殺死岳飛，與高宗不無關系，如陶宗儀詩云：“逆檜陰圖傾大業(yè)，昭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仇?！钡珡膩頉]有像文徵明這首詞那樣直接抓住要害，揭示出事件的本質，尤其是“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二句，鞭辟入里，不僅辛辣地誅撻了宋高宗丑惡的內心世界，也是數千年帝王爭位奪權史中黑暗內幕的大曝光，讀后令人拍案擊節(jié)。因此，至今人們瞻仰岳飛祠墓，見到文徵明這首詞的碑石，仍會為之激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