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在盧溝橋向中國守軍發(fā)起進攻，“七七”抗戰(zhàn)爆發(fā)，全國性抗戰(zhàn)開始。8日，蔣介石在廬山接到秦德純等人關于盧溝橋事變的發(fā)生經過報告后，當天日記中記道：“倭已挑戰(zhàn)，決心應戰(zhàn)，此其時乎！”^[1]17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發(fā)表講話：“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后關頭的境界?！薄叭绻R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zhèn)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北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昔日的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他聲明：“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qū)，不受任何的約束?！彼€表示：“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zhàn)?！绻艞壋叽缤恋嘏c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后的勝利?！笔Y介石宣布：“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zhàn)，而決不求戰(zhàn)。政府對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我們知道全國應戰(zhàn)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zhàn)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zhàn)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sup>[2]蔣介石這篇重要談話，于19日以《最后關頭》為題公開發(fā)表。他在這一天日記中還寫道：“政府對和戰(zhàn)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以為危，我以為安。主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對倭最后之方劑，唯此一著耳?！薄皶婕劝l(fā)，只有一意應戰(zhàn)，不再作回旋之想矣。”^[3]蔣介石在廬山的談話，“主張堅決抗戰(zhàn)，反對妥協(xié)退讓”,“確定了準備抗戰(zhàn)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4],因此受到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各黨派和全國同胞的熱烈贊揚與歡迎。
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七人在蘇州獄中獲悉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于14日向宋哲元及廿九軍全體將士發(fā)出一電，并捐贈100元表示勖勉。電文說：“敵在盧溝橋等處連續(xù)挑釁，后復圍攻平市，并調集大軍，企圖席卷華北，幸賴貴軍英勇抗戰(zhàn)，未逞奸謀。同人等身羈囹圄，應援乏術，翹首北望，只有憂惶，謹先匯上百元，聊表寸意。尚望再接再厲，不屈不撓，堅守疆土，搶救危亡?！?sup>[5]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發(fā)表的談話公布后，沈鈞儒等七人于7月21日致電蔣，說，談話“義正辭嚴，不勝感奮，深信在此偉大號召之下，必能使全國人心，團結愈固，朝野步驟，齊一無間，同在鈞座領導之下，以趨赴空前之國難”。同時指出：“鈞儒等身羈囹圄，心懷國族，寇氛日亟，倍切憂惶，赴難無方，赤誠共抱，企望旌麾，無任神馳。”^[6]
由于“七七”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內政治局勢有了很大變化，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抗戰(zhàn)的局面業(yè)已形成，沈鈞儒等在前年華北事變國家民族危難之際，率先奮起倡導抗日救國運動，振聾發(fā)聵，不僅無罪，而且有功，已是路人皆知。此時去蘇州探監(jiān)慰問并請他們題字的人日益增多，一些國民黨政要邵力子、李烈鈞、覃振、潘公展等都要求將他們釋放出獄。7月底，蔣介石電令江蘇高等法院將沈等開釋。30日，高院即擬具裁定書，以“沈鈞儒等各被告危害民國一案，羈押時逾半載，精神痛苦，家屬失其贍養(yǎng)”為詞，裁定停止羈押，交保釋放^[7]。
31日下午5時20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七人光榮出獄。他們的家屬和辯護律師共三十余人前往看守所迎接。當沈鈞儒等走出看守所大門時，鵠立在烈日下等候的民眾二百余人表示熱烈歡迎，并高呼抗日救國口號，一時軍樂齊鳴，爆竹聲與歡呼聲交織在一起，情況極為熱烈。沈鈞儒代表大家對各報記者說：“鈞儒等自經法院羈押，迄已半載余，雖身在囹圄，身體仍頗感舒服。此次司法當局裁定，準予停止羈押。關于案件上之將來結果如何，自當聽候法院處理，至鈞儒等今天步出獄門，見抗敵之呼聲已普遍全國，心中萬分愉快，當不變初旨，誓為國家民族求解放而奮斗?！?sup>[8]沈等及其家屬，隨即由各方代表及學生數十人，手持旗幟，列隊為前導，護送玉花園飯店，并出席張一麐、李根源等舉行的歡迎宴會。蘇州各界原定在第二天舉行慶祝大會，被沈等婉言謝絕。
8月1日，沈鈞儒等七人回到上海，沈代表大家向歡迎的群眾與記者發(fā)表談話說：“我們之出獄，完全是蔣委員長的意思，我們對他很感激。我們一接到蔣先生電報，即赴京謁見。”^[9]王造時后來回憶說：“蔣介石于七月十七日在廬山發(fā)表談話，宣言對日抗戰(zhàn)，并于七月底電令蘇州高等法院將我們釋放，要我們去南京開會。”^[10]七人在上海發(fā)表共同談話稱：“關于時局問題，我等過去主張有二個：一為團結，即全國民族聯(lián)合戰(zhàn)線，二為抗日。目下全國團結已有堅強基礎，抗日亦已為全國一致之要求，深信在中央領導之下，必可展開極偉大之民族解放戰(zhàn)爭，而且必可取得最后之勝利。我等惟有準備一切，在民族戰(zhàn)爭中盡一份人民之天職?！?sup>[11]
隨后不久，孫曉村、曹孟君也獲釋出獄。
沈鈞儒等出獄，江蘇高等法院當時裁定書寫明，只是所謂“停止羈押”,屬于交保釋放，對于救國是否有罪，他們是否危害民國，案情并未了結。國民黨當局這樣做，一方面是給自己下臺遮遮面子，另一方面是故意留下一條辮子，以便有朝一日認為他們“謀反”時可以隨時予以治罪。直到1939年1月26日，上海、南京、蘇州早已淪陷，國民政府已經從南京、武漢遷到重慶，《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有關危害民國的某些條文也已作了修改，其中原來所規(guī)定的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者為犯罪的條款已經刪去，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檢察處才將對沈鈞儒等的起訴書予以撤回。撤回起訴理由書說：“查被告等雖屬組織團體號召民眾，但其所謂抗敵御侮及聯(lián)合各界救國各節(jié)，均與現在國策不相違背，不能認為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該被告等之行為自屬不罰之列。本案雖經起訴在先，惟既發(fā)現應不起訴情形，合依同法第一條撤回起訴。”^[12]陶行知等也并案撤銷通緝。至此，國民政府才對“七君子”案作了司法上的了結，救國無罪最終由歷史作出了正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