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燦爛多姿的人類文化誕生的關鍵。許多文化都是由語言負載而又通過語言傳承的。所以，沒有語言，也就沒有人類文化，它是人類社會最寶貴的財富。
語言同音樂是一對天然的盟友，兩者間的聯系十分緊密。語言的抑揚頓挫與音樂的高低長短，語言的詞、句、段、篇與音樂的節(jié)、句、段、章之間的近似現象，充分體現了兩者的共生和相互影響。其中，語言作為人類社會最重要最普遍的交際工具，也作為人類文化無所不在的一種元素，對音樂文化的產生、流傳、演進有不可低估的意義。所以，它也就成為音樂文化區(qū)劃的背景之一。也正因如此，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音樂學家，都高度重視音樂與語言的內在關系。例如巴托克、柯達依等人在研究匈牙利民歌的分布時，首先以語言的地方變體——方言區(qū)為參照，然后再進行音樂分區(qū)的考察。有人甚至認為：“音樂有類似語言的那些性質。”并指出：“音樂區(qū)有可能與語言使用者、某一語系或其他語言所決定的群體的所在地相符?！?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事實證明，這不僅僅是一種推測，而是被各國各民族音樂文化的實際發(fā)展早已證明的客觀規(guī)律之一。
同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每一種語言都是通過它的地方變體——方言而在實際上流傳使用的。方言者，“殊方異語”之謂也。而每一種方言都有它特定的流傳、使用范圍，這范圍就成為相應的方言區(qū)。方言區(qū)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方言區(qū)與方言區(qū)之間也沒有絕對界限，但各自有其必須遵守的語音規(guī)律，大多數方言區(qū)之間的變化是逐漸的、過渡性的。
中國是世界上使用不同語系、方言最多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五十六個民族使用的語言，可分為以下不同語系(參閱《方言與中國文化》):
(1)漢藏語系
漢語——漢民族共同語，回、滿、畬等族通用語。
壯侗語族——壯傣語支——壯、布依、傣語；侗水語支——侗、水、仫佬、毛難、拉珈語；黎語支——黎語。
藏緬語族——藏語支——藏、羌、門巴、珞巴、嘉戎語；彝語支——彝、傈僳、納西、白、拉祜、哈尼、基諾語；緬語支——阿昌語、載瓦語；景頗語支——景頗語、獨龍語；語支未定——普米語、怒語、土家語、僜語。
苗瑤語族——苗語支——苗、畬語；瑤語支——瑤語。
語族未定——仡佬語。
暫歸本語系——京語。
(2)阿爾泰語系
突厥語族——西匈語支——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撒拉語、烏茲別克語、塔塔爾語；東匈語支——柯爾柯孜語、西部裕固語。
蒙古語族——蒙古語、達斡爾語、土族語、東鄉(xiāng)語、保安語、東裕固族語。
滿、通古斯語族——通古斯語支——鄂倫春語、鄂溫克語；滿語支——錫伯語、赫哲語。
暫歸本語系——朝鮮語。
(3)南島語系——印尼語族——高山語。
(4)南亞語系——高綿語族——崩龍語支——瓦語、崩龍語、布朗語。
(5)印歐語系——斯拉夫語族——東斯拉夫語支——俄羅斯語；伊朗語族——東伊朗語支——塔吉克語。
在以上各種語言中，漢語無疑是使用人數最多、流傳地域最廣的一種。它不僅用于漢民族居住處，同時在很多少數民族地區(qū)也流通。由于受到歷史、政治、經濟、交通特別是地理地貌因素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漢語自古以來就形成了以語言聲調為基本依據的許多方言區(qū)。歷史上，這些方言區(qū)一直處于變動的狀態(tài)之中，人們對它的劃分也不盡一致。近代以來，語言學家結合歷史、地理等，相繼提出了以下幾種主要區(qū)劃方法：
(1)章炳麟主張分為九個“語區(qū)”:①河之朔(北塞、直隸、山西);②陜；③鄂、湘、贛；④閩；⑤粵；⑥豫東、魯、江淮；⑦蘇南、浙北；⑧東周(徽州、寧國);⑨云、貴、川、桂。(2)黎錦熙主張分為十二個“語系”:①河北系；②河南系；③河西系；④江淮系；⑤江漢系；⑥江湖系；⑦金沙系；⑧太湖系；⑨浙原系；⑩歐海系；(11)閩海系；(12)粵海系。(3)王力主張分為五個“音系”:①官話音系；②吳音系；③閩音系；④粵音系；⑤客家音系。
以上三種分法，各有依據。章炳麟結合行政區(qū)劃；黎錦熙完全以水系為準；王力注意到語音及歷史層面，三者各有其長，又互相不同。但他們都認為吳、閩、粵是三個獨立的方言區(qū)，這又是一致的。王力提出客家方言區(qū)，十分重要；黎錦熙將江浙話分成三個音系(太湖、浙原、歐海),又嫌細微了些。三個人的主要分歧點在于對“官話區(qū)”的解釋上面。王力過于籠統，章炳麟提出的東北、西北、西南三支區(qū)很有道理?？傊麄兡軌蜻\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觀照研究漢語方言這一復雜、特殊的對象，并取得上述成果，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
當代語言學家在上述方言區(qū)劃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七大方言區(qū)的主張。從而使這一問題又推進了一步。這七個方言區(qū)是：①北方話區(qū)；②吳語區(qū)；③閩語區(qū)；④粵語區(qū)；⑤客家話區(qū)；⑥湘語區(qū)；⑦贛語區(qū)。其中，北方話又分成四個次方言區(qū)，即北方方言區(qū)(東北、冀、魯、豫);西北方言區(qū)(晉、陜、甘、寧、青及內蒙西);西南方言區(qū)(云、貴、川及鄂之大部、桂西北等);江淮方言區(qū)(從鎮(zhèn)江到九江，包括蘇北、皖北)。此外，臺灣有閩語、客家語兩種，基本屬閩語區(qū)。這種“七分法”與前面三種主張不同的地方在于明確劃出了湘、贛兩個方言區(qū)。贛語區(qū)在江西中、西部及湖北東南部，湘語區(qū)在湖南大部。漢民族的方言格局如此，各少數民族也基本相似。特別是那些人口較多、居住面積較大的民族，都有各自的方言區(qū)劃，如侗、壯語都有南、北方言區(qū)之分；蒙古語有巴爾虎——布里亞特、內蒙古和衛(wèi)拉特三個不同的方言區(qū)。
如前文所述，各種語言的方言區(qū)的形成、劃定有非常復雜的原因。而在各個外在因素中地理地形仍然是不容忽視的根由之一。特別是山脈，“當它和政區(qū)界線重合時，常常成為方言區(qū)的界線。如今廣西南部的十萬大山自南朝以來，就是一級政區(qū)和二級政區(qū)之間的分界線，而在現代方言分區(qū)圖上它是粵語與西南官話的重要分界線。粵語的東極則以羅浮山與客家話分界，而羅浮山也正是惠州和廣州的分界線”(《方言與中國文化》)。相反“當河流和政區(qū)界線不重合的時候，河流對方言區(qū)的重要性很小。山脈有時候雖然跟政區(qū)界線不重合，但對方言分區(qū)仍起重大作用。這是因為高山峻嶺有礙交通，山兩邊的人民往往不相來往，方言自然隔閡”(同上)。同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太行山就如一道高墻把北方話的兩個次方言區(qū)明確地隔離開來，而位于晉、陜間的黃河就遠沒有那么大的作用。再如，橫亙于陜西偏南的秦嶺也成了西北次方言與西南次方言區(qū)之間的一道突兀的分界。
十分有趣的是，當我們將上述七個方言區(qū)同我國古代文化區(qū)(包括新石器時期的八個氏族文化中心和先秦時代的八個區(qū)域性文化)相互對照時，它們之間在地域上的種種內在聯系便立即顯現出來，有時簡直如出一轍。如吳方言區(qū)與長江下游氏族文化中心及其后的吳越文化，粵語區(qū)與華南氏族文化中心及其后的百越文化之間，基本上是一對一的重合關系。再如北方次方言區(qū)與黃河下游氏族文化中心，東北氏族文化中心及其之后的齊魯文化、燕趙文化、關東文化；西北次方言區(qū)與中原氏族文化中心，甘、青氏族文化中心及其之后的中原文化、三晉文化、秦隴文化等，基本上是一對二的重合關系。而西南次方言區(qū)、湘方言區(qū)與江漢氏族文化中心及其后的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等，則反過來成了二對一的重合關系。但不管兩種關系呈何種形式，方言與自然區(qū)、古文化區(qū)之間的親緣關系，或者說三者在地緣上的“不謀而合”,絕不是偶然的。應當再次強調，在中國文化的推進趨勢中，除了地脈、文脈，又同時還有一個“語脈”。就像人體的血脈那樣它們是中華文化“生命”的特征，也是它的“生命”之所系。
當然，方言區(qū)劃也有它自身的規(guī)律，其中主要有以下幾點：
(1)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方言區(qū)劃并未受行政區(qū)界的限制。
(2)每個方言區(qū)都可以分出次方言區(qū)，次方言區(qū)還可以再分。各小方言區(qū)間有大同，也有小異。
(3)每種方言都有它相對穩(wěn)定的使用傳播空間，而方言區(qū)之間則存在著過渡性漸變地帶。
(4)方言“地圖”上的界線——同言線往往是曲折的、不規(guī)則的，相互交叉而又錯綜復雜。
(5)以上諸點，對于我們地方文化的分布研究，特別是對與方言密切相關的音樂文化區(qū)劃問題，有十分重要的參照作用。例如，在分布格局方面，方言區(qū)的情形是北方區(qū)面積大而數量少，南方區(qū)面積小而數量多，音樂區(qū)劃的情形實際上也是如此。又如戲曲聲腔的流變、民歌中體裁的分布和風格色彩的演變都不是“突然”的，而是如方言那樣，有各自的“過渡帶”。凡此種種都說明，在進行音樂文化區(qū)的劃分時，語言文化是不容忽視的背景依據。
通過以上三大背景的考察、論述，我們一方面認識到每種文化現象都有它自身的涵蓋面，另一方面更了解到各種文化現象之間的相互影響。就地理、歷史(古代文化)、語言這三個層面而言，地理顯然是任何文化生存的基礎。所以歷史一定在它之后，而語言則成歷史、文化的載體，三者誰也離不開誰。音樂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不僅同以上三者關系密切，而且同人類的一切，諸如政治、經濟、習俗、宗教禮儀等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僅就文化分區(qū)而言，則地理、歷史和語言的影響最大。首先它必須依托于特定的地理地貌，同時，它要同其他文化現象共生共長。特別是語言，在中國音樂文化的全部歷史演進中，兩者相依相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來也沒有分離過。即使離語言最遠，高度“音樂化”的器樂作品，我們仍然能發(fā)現語言的潛在影響。這是我們必須再三強調的。
對于音樂文化的區(qū)劃，中國人自覺甚早。先秦文獻《呂氏春秋》中關于先民對遠古歌唱中的“東音”“南音”“西音”“北音”的感受、辨析的記載，實際上是一種朦朧的感性的有關音樂文化區(qū)的原始頓悟。在這之前成書的《詩經》,已把黃河、漢江流域的民歌分成十五“國風”,同樣是一種音樂地理區(qū)劃的嘗試。漢代以降，“樂府”民歌中的“趙、代、秦、楚之謳”及“楚聲”“楚歌”“吳歈”“西曲”“吳歌”等稱謂的出現，隋、唐宮廷音樂中所謂“西涼樂”“龜茲樂”“安國樂”“天竺樂”的依地命名，都反映了一種音樂地理意識。至于明、清以來，數百種戲曲、說唱、器樂都以省、市、縣名冠之，以強化它們的地域特征。這說明從古至今，人們始終在對我國豐富多彩的傳統音樂文化進行著多種角度的區(qū)劃。本章所以采取分區(qū)描述的方法，從歷史來說，是這一傳統的繼續(xù)；從學術來說，是要突出音樂的文化觀，即要使讀者從文化的角度認識音樂的內涵。這是我們?yōu)槭裁匆磸驼撌鲆魳肺幕謪^(qū)的背景依據的根本原因。
至于說，為什么要分成本章所列的這些區(qū)，我們同樣可以在以上三大背景的論述中找到答案。讀者一定會發(fā)現，本章無論是劃分漢族音樂，還是論述少數民族音樂，諸區(qū)的劃分方法乃至“區(qū)界”,大體上是同地理、語言、古代文化區(qū)相疊合的。這不是一種偶然，更不是人為的附會，而是數千年中國文化的積累、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同時，讀者將會從各區(qū)的具體描述中，直接領略到中國音樂文化的多樣、豐富，并進一步透過它的多樣、豐富，觸摸到它的地脈、文脈、語脈、樂脈共生共存、相互影響、傳承不息的深厚、博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