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佛教的發(fā)展，大體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宣統(tǒng)三年(1911)到民國十六年(1927),可以稱之為組織團體與要求變革階段。辛亥革命以后，全國政治空氣空前活躍，各種社會團體紛紛建立，各種改革運動也紛紛展開。順應這一潮流，佛教界也先后出現(xiàn)了各種形式的佛教組織，并于民國元年(1912)4月成立了以寄禪為會長的中華佛教總會。當時以太虛為代表的青年僧人針對傳統(tǒng)佛教叢林制度的種種弊端，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等三大口號，他們創(chuàng)辦刊物，宣傳鼓吹自己的主張，在佛教界引起較大的震動。由于歷史與現(xiàn)實的種種原因，當時佛教界派系林立，守舊勢力也比較強大，因此，要求改革的呼聲雖然很高，也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視，但沒有產生多大的實際效果。民國四年(1915),北洋政府明令取消中華佛教總會。后經章嘉活佛等上書吁請，改中華佛教總會為中華佛教會。民國六年(1917),北洋政府又下令取消中華佛教會。此后，全國佛教界一直處于無組織的狀態(tài)中。
第二階段從民國十六年(1927)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可稱之為爭取自存的階段。早在清末戊戌變法之時，維新人士就提倡以廟產興學。民國初年，為了啟發(fā)民智，不少地方曾興起沒收寺院財產興辦教育的浪潮。寄禪為此專程到北京，代表佛教界與北京政府交涉，但未有結果。民國十六年(1927)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之后，有關人士于民國十六年、民國二十年(1931)曾兩次提出“改僧寺為學?！奔啊按虻股y、解散僧眾、劃撥廟產、振興教育”的建議。這些建議直接觸動佛教的生存基礎，引起佛教界強烈反響。當時，科學與民主的口號已經普遍為人們所接受，而傳統(tǒng)的佛教則被視為迷信的象征。因此，各地破壞寺廟、搗毀佛像的事件時有發(fā)生。民國十七年(1928),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神祠存廢標準》,宣布除對國家、民族有功績的先哲，如岳飛廟予以保留外，其他淫寺邪堂從速廢除。這一“標準”的公布加速了各地搗毀寺廟，沒收廟產的進程。不少地方都成立了破除迷信促進會，如北京的破除迷信會甚至強迫僧尼一律改業(yè)，嚴禁喪葬雇傭僧道誦經。上述情況引起佛教界極大的恐慌，深感有組織起來，以求自存的必要。民國十七年，太虛上書國民政府，要求成立全國佛教徒嚴密統(tǒng)一的組織，由于國民政府起初不批準使用“佛教”名義，故太虛等只好用“中國佛學會”的名義籌備成立全國性的佛教組織。嗣后因太虛出國，圓瑛等在上海成立中國佛教會。但該會直至民國十九年(1930)才獲得國民政府批準為合法團體。由于種種原因，中國佛教會從成立之日起，就陷于內部的各種矛盾糾紛中，有的人評論稱：“所謂‘中國佛教會’也者，僅有其名，更不發(fā)生任何作用，對內既不能團結，對外又不能抵御，完全陷入生不生死不死的狀態(tài)！”(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臺灣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年9月第一版，第180頁)這一評論并不恰當，因為當時的中國佛教會還是作了一定的工作，但限于歷史條件，沒有真正起到，也不可能起到團結全國佛教徒，順應潮流，促進佛教改革的作用。當時以各種方式剝奪廟產、破壞寺院經像的事件仍時有發(fā)生，其中既有真正用來興辦教育與慈善事業(yè)的，也有當?shù)睾兰澖铏C自肥的，還有軍隊駐扎而破壞的。佛教界寄希望于政府的保護，但事實卻是“政府無意保護佛教”(同上，第187頁)。臺灣近年出版的有關著作稱：“在國民政府統(tǒng)治下的佛教，雖未遭受政令直接的迫害，但由于政府政策不夠明確，行政效力太差，致使佛教蒙受極大的破壞，無異以消極方法毀滅佛教。”(同上，第192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佛教界處于風雨飄搖的境地。
第三階段從民國二十六年(1937)到1949年。自從民國二十年(1931)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以來，佛教界的愛國人士就不斷呼吁抗日救亡。盧溝橋事變之后，佛教界與全國人民一起投入轟轟烈烈的抗日戰(zhàn)爭中。他們有的直接從戎，投身到抗戰(zhàn)殺敵的最前線；有的組織救護隊、慰勞隊、運輸隊，輾轉于戰(zhàn)場，救死扶傷、慰勞將士、運輸軍用物資；有的以各種形式宣傳抗日，發(fā)動募捐，以支持抗戰(zhàn)事業(yè)。圓瑛與其弟子明旸因此被日本憲兵隊逮捕，但賢貞不屈，表現(xiàn)了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zhàn)，終于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其中也有中國佛教界的一份功勞?？箲?zhàn)勝利后，經過三年解放戰(zhàn)爭，中國佛教界與全國人民一起迎來了中華民族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