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顧名思義是有武有俠，寫“俠”要寫得痛快淋漓；寫“武”當(dāng)然也要寫得十分好看才行。然而如何寫“武”卻是武俠小說家們的一個重大技術(shù)問題。最初的武俠小說作家們寫“武”還多是實寫、寫真實的武打擊技，但由于寫得太實了，就沒有了想像力，讓讀者讀來干巴巴的，實在是吃力不討好。
梁羽生先生說：“正常的武技描寫吃力不討好，于是近年來的‘新派武俠小說’就出現(xiàn)了一個開倒車的現(xiàn)象，即由‘武’而‘神’,種種離奇怪誕的‘武功’在小說家筆下層出不窮，即如金、梁，亦不自覺地走上這條歪路。”
梁羽生在這一點上有點過于拘謹了，武俠小說怎樣寫“武”,怎樣設(shè)計寫武打的場面，這里完全不需要現(xiàn)實主義。關(guān)于這一點，臺灣遠流出版公司總經(jīng)理詹宏志說金庸的武俠小說書寫史，其實是一個類型歷史的建立，他所累積出的武俠類型小說的規(guī)律，是作者與讀者之間共同的“契約”。
詹宏志舉例說，《倚天屠龍記》中趙敏生氣張無忌不了解她對他的情誼，啪地打了他一巴掌，“跳過兩幢房屋，一片森林后就不知蹤影”,非常蕩氣回腸。詹宏志解釋說，金庸的讀者同意，默許“跳過兩幢房屋，一片森林后不知蹤影”,這樣的“江湖傳統(tǒng)”,并不追問這類“江湖傳統(tǒng)”規(guī)律在現(xiàn)實世界的可行性。而這種“想當(dāng)然耳”的江湖傳統(tǒng)，事實上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一種“契約”關(guān)系。這種“契約”關(guān)系愈深厚，代表類型歷史的建立愈穩(wěn)固，因此造成了廣大讀者的快速溝通基礎(chǔ)。
梁羽生在這一點上批評金庸寫武寫得太離譜，且有“偷招之嫌”:
“金庸初期的小說(在《射雕英雄傳》之前),大體上也還是正常武技的描寫，筆下的英雄盡管招數(shù)神妙、內(nèi)功深厚，也還不能算是離譜。到《射雕》之后，則越來越是神怪，其神怪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梁羽生。
“《射雕》中的西毒歐陽峰用頭走路，手下蛇奴驅(qū)趕蛇群從西域來到中原；《神雕俠侶》中的壽木長生功，九陰神功，九陽神功；以至現(xiàn)在的《天龍八部》中的什么天上地下惟我獨尊功等等都出來了，真是洋洋大觀，就差沒有‘白光一道’了(《天龍八部》中的六脈神劍，能用劍氣殺人，也近乎放飛劍了)。
“其實即使漫無邊際的幻想，也是有時而窮，神神怪怪，變來變?nèi)?，漸漸也就變不出什么新花樣的。于是就互相模仿抄襲，誰有較為新鮮一點的怪招一出，就群起而仿之。
“金庸曾在報上撰文，談及‘新派武俠小說’的流弊，也曾指出這一點。這確是目前武俠作者所犯的通病，即以金庸自己而論，也是不免?！?br>“金庸的《天龍八部》前不久剛寫過的一段情節(jié)，一個武功極低的少林寺小和尚，突遇城緣，得逍遙派一個武功極高的人把幾十年的功力都送給了他(功力怎么能送給呢？據(jù)說是那高人和他以頭碰頭，在他天靈蓋上一撞，功力就全部過去了云云),于是這個小和尚頓時就成了一流高手。這真是怪得難以思議。
“但這個怪誕的傳功辦法乃是臺灣武俠小說家臥龍生的創(chuàng)作。臥龍生有一部小說《玉釵盟》,書中主角徐元平就是得到少林寺一個功力極高的老和尚，用開頂大法將幾十年功力送給了他，于是老和尚坐化，徐元平則成一流高手的。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武俠小說的神怪與法，已經(jīng)是走進了死胡同，越走越窄了。所以，即使是金庸這樣一位最擅長于構(gòu)思的作家，也難免有想不出新招之苦。”
梁羽生為此推崇金庸《雪山飛狐》中的武打設(shè)計：
“金庸《雪山飛狐》中苗人鳳與胡一刀的比武，兩人生死決斗又惺惺相惜，白天激戰(zhàn)，晚上抵足而談，比武歷時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變化。除了兩個主角之外，并穿插以周圍的人各式各樣的活動。在比武過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寫了周圍的人物，渲染了現(xiàn)場的氣氛，又從正面?zhèn)让?，或淡描，或濃抹地勾勒了主角高超的武藝，讀者看得緊張，‘過癮’,這一大段高明的描寫，就絲毫沒有神怪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