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起于清朝時。
駢文本重表情。曾國藩《湖南文徵·序》:“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既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當(dāng)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fù)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fēng)。此皆習(xí)于情韻者類也?！?情，用比喻等表達(dá)；韻，重聲調(diào)。)
宋，歐、曾、王、蘇等繼承韓。義理文在宋大為發(fā)達(dá)，曾鞏這樣說。宋以后，義理之文成為定局。
至清中葉，發(fā)生了駢、散之爭，人以為要重新估定二者之價值。
散文末流八股化，只重表情，不重義理。因此有人對散文價值懷疑起來。
曾國藩只是作說明，而不是為哪一方面辯護(hù)。
與曾同時，有攻擊駢文為俳優(yōu)者。梅曾亮(曾之后輩)《復(fù)陳伯游書》:“駢體之文，如俳優(yōu)登場，非絲竹金鼓佐之，則手足無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觀。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梅是古文家，而早年喜作駢文。清中葉以后，國力漸衰，生活不如以前優(yōu)裕。這與文體之變不無關(guān)系。所謂俳優(yōu)登場，就是說這種文字不實際。他又在《管異之文集書后》(管異之，名同)說，自己年輕時為駢文，管反對他，說人面可表哀樂，作駢文就如以玉為面具，把面掩閉起來。玉固然漂亮，但不能表情。梅當(dāng)時反駁，說庾子山《哀江南賦》、徐陵《招楊遵彥書》表情痛快真切。管說，這兩篇文章中因意思有限，故駢文仍可表現(xiàn)。但如孟、荀、史遷之意，則駢文不能表達(dá)。這是說駢文不如古文，不能應(yīng)用得那么范圍廣大。
桐城派雖重情感，但較駢文來得自然。
駢文離不了典故，就是得以替代方法來說，不能直說，所謂“借古申今”。清晚葉閩人梁章鉅《退庵論文》:“翁方綱云：凡作傳志，不宜用四六駢體。蓋敘一事而必借古事以述之，何如直敘其事之為明白乎？”駢文用典，要叫人得到典故所代表之感情。駢文雖有說明性質(zhì)，但著重于表情。
梅曾亮亦重表現(xiàn)事實(時為艱難時世，要正視事實)。用駢文則不能表細(xì)微之情感，也就不能明白表現(xiàn)事實。關(guān)于駢文不能明白表現(xiàn)事實這一缺點，就在六朝也有人看到。這是駢文的基本缺點。
表情敘事駢文不行，而說理又有限。
韓柳及宋古文家亦作駢文，不過宋之駢文已散文化。
自唐以來，國家正式文件都用駢文。原因何在？宋祁《宋景文筆記》說：“文有屬對平仄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便快?！瘪壩囊蜃x起來堂皇，可表尊嚴(yán)，故流行。這，對平民來說，亦對。今之告示，仍有四字或六字一句，押韻的。這因有音樂性，易于上口，易于記憶，故用之。對士大夫與平民都有以上關(guān)系。
清中葉、末葉之間，有人以為駢文是正宗。古文家梅曾亮懂駢文，而桐城支派之陽湖派，如張惠言、惲敬等，駢文、學(xué)問根底都深。他們學(xué)桐城派作散文，表示駢文家改作散文。
但是，清之阮元(儀征人)倡《文選》。他居高官時社會情形也較好，因江都人曾憲重《文選》,他受了啟示。他覺古文太空虛，不根據(jù)學(xué)問，范圍太狹，而且那時古文只言情。古文言情就不如駢文有情韻了。他當(dāng)時在廣東有許多學(xué)生，共同研究這個問題。他使兒子阮福作《文筆對》,證明古文只是筆，非文；又指導(dǎo)學(xué)生作《文筆考》。自己也與人書信往還，討論此問題。他以為散文不能稱古文，因為不是文。他討論這個問題的主要文章是《文言說》?！兑讉鳌の难浴方忉屒ざ裕鄠魇强鬃幼鞯?，阮亦信之。他說，從此看來，它之所以叫做“文言”,是因為里面用對偶，用韻(如“云從龍，風(fēng)從虎”等)。古人多靠用口來說，故要話簡單，音協(xié)和，用韻、用偶，使易記憶?？鬃右驗橛庙?、用偶，故稱之為“文言”。孔子是正宗，他以用韻、用偶的為文，就是說駢文為正宗。他又于《文韻說》里說，《文心·用韻》篇把句中聲調(diào)諧和者亦稱“韻”,不但用腳韻。他說古文只是“筆”,或者是“言”,是“語”?！墩f文》:“言，直言?！薄罢Z，論難?！倍际菃涡兄Z，只是六朝人所謂之“筆”?！f古人口頭傳說的也是“文”。不過，這種稱“文”的口頭語，也許是較特別的一種語言。
阮元一派影響雖有，但并不大，因那時是散文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