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塑造藝術形象，魯迅是推崇也擅長“畫眼睛”的。他說： “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热舢嬃巳钡念^發(fā)，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①如果狹義的理解，我們自然能夠從《祝?！分姓业匠晒Φ睦C。祥林嫂眼神的數(shù)番變化，凝聚著她身世的悲慘和不幸。以聊聊數(shù)筆的刻劃，使對象的形神凸現(xiàn)，藝術功力之深厚，手腕之高妙，歷來為人稱道。而廣義的看，“畫眼睛”可以被解釋為選取、捕捉形象的富有個性表現(xiàn)力的特征，加以簡潔、集中、凝煉、有力的描繪，從而顯現(xiàn)出形象的普遍概括性和意蘊的深刻性。應該說，魯迅推崇并擅長的 “畫眼睛”，既是狹義的更是廣義的。魯迅塑造各個人物形象，總是注重把握他緣于內而形于外的個性化特征，從不專執(zhí)于一個角度，固守同一模式，舉凡人物形象的衣著、動作、神情、心態(tài)、語言等，都曾被靈活而有效的運用來“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毙≌f《端午節(jié)》開門見山寫主人公方玄綽的口頭禪“差不多”，即是從口頭禪醒目的揭示、深入的開掘、藝術的切入他個性特點的成功一例。猶如窺一斑可知全豹，一句個性色彩鮮明的口頭禪，有助于洞觀方玄綽精神世界的豐富、復雜性。

口頭禪“差不多”，是方玄綽“發(fā)見”的運用頻率極高的 “平凡的警句”。仔細分析，他自以為得意的“發(fā)見”，其實是側重在“警句”的一面?；蛘哒f，他賦予看似平凡的“差不多”以極不平凡的內容。所謂“警句”內容的不平凡，主要指“差不多”說的構架龐大，有多種包容性和所指的多方向性。大端而言，“差不多”說有哲學基礎，各色人等“性相近”。在方玄綽看來，無論是人的先天性的因素作祟，還是后天性因素使然，趨向同一。是人，不免喜惡厭善。人的趨惡性只要有適宜的土壤和條件，將膨脹和爆發(fā)； 有史實基礎：“古今人不相遠”;有現(xiàn)實基礎：“易地則皆然”。歷史和現(xiàn)實的人、事統(tǒng)統(tǒng)被他移用來證明“性相近”觀的合理性，又統(tǒng)統(tǒng)由“性相近”論得到闡釋。數(shù)方面交融化合，再加以素樸、通俗的處理，即結晶為 “平凡的警句”“差不多”。由此可見，“差不多”說稱得上是方玄綽系統(tǒng)的思想體系，是方玄綽思想言簡意賅的精義。

作為一種整合的系統(tǒng)思想，它不能被拆解為各個部分，予以孤立的評說。比如，不能因為“差不多”說揉合滲雜了“性相近”一類空洞、抽象的內容，就不加分析地簡單斥責，絕對否定。也不能因為方玄綽做官兼教員的雙重身份，兩種職業(yè)都有欠薪的記錄，和魯迅的經(jīng)歷暗暗吻合；方玄綽的某些言論，外表上和魯迅個別的觀點是類似的，便得出如下結論：這篇小說“頗多有自敘的成份，即是情節(jié)可能是小說化，但有許多意思是他自己的。”②那樣，顯然無助于整體的認識，把握方玄綽的思想狀況。方玄綽思想體系“差不多”說，是多要素的復雜統(tǒng)一。倚重任一方面的評說，這一形象將不復是有機完整的。

如小說描寫的，方玄綽每遇身內身外的矛盾，無可排解時，“差不多”說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之所以堅信“差不多”說的普泛價值，概因他無法躲避的矛盾斗爭，無以解釋的復雜現(xiàn)象，“差不多”說往往能輕巧地化解、釋明。這樣看來，與其說方玄綽喜歡他認為是 “差不多”的種種事實，莫如說他喜歡“差不多”說蘊含的自控、自調功能，使他在身內身外兩個方面——自我心理矛盾和人我矛盾方面——解脫了多少煩惱，獲得了心靈的極大限度的平衡。

方玄綽的自我心理，具有“不平”和“安分”兩種對峙成份。他承受著不合理社會的刺激，遂萌發(fā) “不平”。他極力用“差不多”說抵御不合理社會的刺激，方有“安分”。那種易時、易地則皆然是“中國將來之可慮”的牢騷，突出反映出他“不平”的烈度，其中自有發(fā)人深思的意味，可是，遺憾在于，方玄綽本人就沒有深思下去。他對中國社會的沉滯、丑惡、腐敗現(xiàn)狀，缺乏與之“奮斗的勇氣”。主觀上沒有刺之以投槍的愿望，客觀上沒有加以療救的行動。他發(fā)出感慨，為的是得到安慰。內心的“不平”情緒一旦釋放，心理上馬上“安分”起來。發(fā)感慨于他無所失，得安慰于他卻有益。以至嘴上盡可寬泛的慷慨激憤的感時憂國，頗似“憂國的志士”，行動上是千方百計逃避現(xiàn)實，盡可能遠離現(xiàn)實的矛盾斗爭的漩渦。由于“差不多”說的奧秘，本來就是否定人應有所作為，能明辨是非。在這種使人麻木，沉淪的自控、自調功能作用下，方玄綽實現(xiàn)了心理上從“不平”向 “安分”的轉化，而且絲毫沒有痛苦，一點不為自己的言、行背離而慚愧，正是自然而必然的。

如果說泛泛議論時方玄綽還能發(fā)泄些許 “不平”，那么，面對具體的人際矛盾，他連空泛籠統(tǒng)的“不平”也 自覺收斂，代之以日益瞞心昧己的故意造出一條逃路了。這是“差不多”說的自控、自調功能發(fā)揮到極致的表現(xiàn)。環(huán)繞著索薪風潮，方玄綽和政府當局、同寮、大教育家、新聞記者、學生總會及親朋，構成了直接的、潛在的矛盾沖突的可能性。事實上，經(jīng)他的刻意努力，可能性無一演化為現(xiàn)實性。他慣于用自我調侃、自我消解的方式，委曲求全；妥協(xié)忍讓的方法，避免激化矛盾，進而奇跡般地排解煩惱，求得心境的安分自如。教員們都聯(lián)合索薪，他不開口，不加入。同寮過分奚落索薪的教員，他剛“略有些小感慨”，旋即轉念：“這或者因為自己正缺錢，而別的官并不兼做教員的緣故罷，于是也就釋然了。”新聞記者撰文鄙薄譏笑官吏索薪，他“知道這是新聞記者還未缺少潤筆的緣故”，因此“毫不為奇，毫不介意”，連小感慨也沒有。向親朋借款，碰壁而還，冷靜下來后又“覺得這也無怪其然”，自己也有不顧道義拒絕援助同鄉(xiāng)的經(jīng)歷。凡此種種心理活動，恰映照出方玄綽的任何牢騷都是淺層次的表象。在深層次，他的情感態(tài)度乃是克己節(jié)制、順世無為的。他澆滅了對生活的所有激情，用對社會人生漠不關心、麻木不仁的態(tài)度，用仿佛大徹大悟、看破紅塵似的疏淡、超脫心情，處世行事，甚至不愿為爭得自己的合法權益而努力。方玄綽是把“差不多”說作為靈丹妙藥服用的，可藥力所到之處，只能是腐蝕了他的意志，泯滅了他的良知，使他滑入庸俗無聊、圓滑虛無的泥淖，成為一個典型的個人主義者。

這樣一個個人主義者，他的生活目的是企求太太平平、舒舒服服地過日子。具體內容是與世無爭，與人無求； 是每餐桌上有兩盤以上的菜蔬，有杯酒可供小酌，有煙卷可供消遣，閑暇時讀讀《嘗試集》，作為物質和精神的享受。在方玄綽那里，太太平平無疑是無所事事，舒舒服服也無非就是渾渾噩噩。應該說，為了達到不免卑瑣的目的，方玄綽付出的代價不小。他喪失了原先多少具有的“五四”知識者可貴的銳氣與反抗和進取的精神。他作繭自縛，用心造的“差不多”理論，把自己磨煉成于世無用、于人無益的庸人。

對于方玄綽而言，問題的可悲還在于他無法真正達到自己的目的?！鞍卜帧睉?zhàn)勝并取代“不平”后，他并不能始終做到心如古井，不起微波；行如佛、道弟子，飄逸、灑脫到凡人不可及。他的“差不多”說在心理上奏效的同時，就遇到物質生活日益困窘的挑戰(zhàn)。作為社會的人，他不得不承認“人要吃飯，飯要米做，米要錢買”的淺顯又嚴峻的事實。不能不為孩子們的學費、餐桌上的菜肴、店家的賬單去籌借資金。“差不多”說面對物質生活的煎熬逼迫，頓顯得軟弱乏力。本來，為物質生活困擾的方玄綽，同時也就獲得了反思“差不多”說弊端的契機。但由于“差不多”說在他是積淀已久，積重難返，成為自覺清醒的評人析事的出發(fā)點和歸宿，解決人際矛盾時遵循和依傍的信條和指南，且運用得十分嫻熟，這就決定他不能把握住契機。“肉”的苦悶既為“靈”無力解決，理性上也不允許向社會發(fā)泄，剩余的發(fā)泄口唯有家庭了。方玄綽“沒有受過新教育”，傳統(tǒng)的文化的熏陶，使他養(yǎng)成在社會上唯唯諾諾做人的習性，又給了他充任家庭權威角色的權利。小說著意展示方玄綽的心理活動及流程，在學校衙門等公共場所，方玄綽的心一受到“差不多”說的理性制約，言行十分圓滑。這從他的話激起人們“悵然”、“勃然”、“微笑”的不同反應，他的行為令人產(chǎn)生“孤高”“有神經(jīng)病”的不同印象中，可以看出。而家庭中，他無須處處設置理性的防線，思想多少顯得真誠單一些。端午節(jié)前夕，多種社會矛盾匯聚在他面前，“差不多”式的敷衍搪塞已無濟于事，抉擇實質性的行動方案迫在眉睫：是順從索薪大會代表的“親領”主張，還是違逆他們的意思？是設法交付孩子的學費，還是置之不理、處之坦然？其間的區(qū)別并不是“差不多”的。唯有這時，但也只限于家里，他才噴吐出“少見的義憤”：“我錢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這樣無限量的卑屈……” 發(fā)出 “不很顧忌道理”的反詰：“做老子的辦事教書都不給錢，兒子去念幾句書倒要錢？”此類偶爾一現(xiàn)的人格尊嚴感、心理情緒騷動波，正說明手段和目的的背離使方玄綽陷入了兩難境地，也說明身居不安定的社會，單靠自控、自調功能的“差不多”說，慰藉自我的脆弱心理，力求保有一顆 “安分” 的靈魂，是何等可笑，又是多么困難。

從結構形態(tài)看《端午節(jié)》采取了兩種時間處理法。一是前半部分的朦朧不確定，如只點到 “最初”、“后來”、“近來”、“現(xiàn)在”、“上月”、“這一日”等為止。與時間的跳躍、不聯(lián)貫相應，前半部分沒有中心情節(jié)，只有零星事件的穿插敘述。敘述者的評議自然妥貼地從非順時序的情節(jié)中帶出。它沒有填滿藝術的空白，以至侵犯了人們審美想象余地的缺點，反有著增強情節(jié)內容的內在邏輯的作用。魯迅對主人公的諧謔譏諷態(tài)度，因此也得到部分體現(xiàn)。無論是時間的跳躍還是敘述者的介入，用意都在減少講述故事式的鋪墊、交代，以便用少許的藝術筆墨勾勒出方玄綽的心理成因，凸現(xiàn)出他的個性特點。證之小說的內容，這部分的時間背景可以確定為“五四”運動的高潮至狂瀾退潮期。二是后半部分的集中明確。它截取了端午節(jié)前一天從中午到晚間的生活橫斷面，用連貫的情節(jié)反映方玄綽心理的一波三折流程。參照魯迅自述，這部分的事即發(fā)生在小說創(chuàng)作的同一年即1922年端午節(jié)。③從“五四” 高潮到1922年，瞿秋白認為，中國知識界正經(jīng)歷著一次大分化。分化后的趨向用魯迅的話來表述，是有的前進，有的退隱，有的高升，有的頹唐消沉。處于歷史轉折關頭的方玄綽，不能不作出何去何從的選擇。從“看見老輩威壓青年，在先是要憤憤的”等情況看，他分明曾受到“五四”個性解放、思想解放大潮的影響。從“差不多”說的形成和全面推廣運用看，他現(xiàn)在的茍且偷安、自鳴清高，自私狹隘、瞞心昧己、毫無是非、冷卻了憤激式的熱情，消減了抗爭的勇氣，正是對“在先”的他的一種反動，是步向消極頹喪、虛幻冷漠大澤的表現(xiàn)。方玄綽集中反映為心理變化的人生歷程，在當時是有一方面的概括性、典型性的。

已經(jīng)失去生活激情的方玄綽，假設沒有外力的強勁刺激和推動，自身很難產(chǎn)生新的思維機制，實現(xiàn)思想狀況的變革性轉機。方玄綽是意識到瞞心昧己、不辨是非的不妥，也略感不安，意欲“改正”的。但每次靈魂的小小震蕩，總伴隨著更可怕的沉寂。甚至“只要地位還不至于動搖”，勿論教育界、政界的索薪事件，勿論別人對他有什么看法，“他也決不開一開口”。如前所述，方玄綽以生活安分為人生目的和理想境界。他構建的象牙塔尚未傾覆時，他的“差不多”說不會得到矯正。他可以輕松自如地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向人討債“非其所長”; 手握經(jīng)濟權者的閻王臉，他“不敢見，也不愿見”。他還可以作一番無關痛癢的自嘲：“我‘文不像謄錄生，武不像救火兵’?！睂Φ眠^且過的現(xiàn)狀心安理得。他安分的生活稍稍受到威脅時，也不可能嚴肅思考更勿論尋覓別一種出路。按方太太的設想，要濟做官、教書收入的不敷，方玄綽可以向兩個方面努力：一是給上海的書鋪、本地的報館做文章；一是買一張彩票，寄希望于萬一。對前者，方玄綽是能做而不愿做；對后者，又以為有失體統(tǒng)不屑做。出路何在呢？小說開放式的結尾，事實上向各式現(xiàn)實中的方玄綽們提出了嚴重的疑問，而過著灰色生活的灰色的人們，前景是暗淡的答案，也就包孕在其中了。

《端午節(jié)》收入小說集《吶喊》?！秴群啊防锏闹R者形象，以封建制度的懷疑、反抗、破壞者 (狂人)和犧牲品(孔乙己、陳士成)為主，他們都生存在現(xiàn)代以前的那個歷史時期。在描寫現(xiàn)代特別是“五四”后的知識者形象方面，《端午節(jié)》是《吶喊》集中唯一的一篇(《一件小事》的主人公“我”，是有現(xiàn)代思想情緒的知識者形象，但引起他沉思的“一件小事”，發(fā)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展時)，也是魯迅小說創(chuàng)作的第一篇。魯迅關注現(xiàn)代知識者，自有獨特的切入角度，那就是剖析他們的心態(tài)，批判他們的弱點，哀痛他們的悲劇，探索他們的出路。其成果大多集輯入《彷徨》。而對現(xiàn)代知識者的心態(tài)、弱點、出路的形象化探索，是以《端午節(jié)》為開端的。方玄綽在精神上，和爾后的《幸福的家庭》、《孤獨者》 等篇的主人公更接近。這樣看 《端午節(jié)》對于認識魯迅結束小說創(chuàng)作的“吶喊”時期，轉入“彷徨”階段的創(chuàng)作情形，也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