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書信是一種靈活自由而不拘一格的文體?；蛴浭聽钗?，或抒情言志，或議論感懷，均可適意而為。然而，書信又因人而異，具有執(zhí)筆者鮮明的個性。魯迅的這封書信，以其深沉的體驗，獨有的認識，深深感染著讀者。

這封書信的藝術魅力何在呢？首先，它形散而神不散。此信分別談到了韋素園和鄭振鐸兩人，貌似互不相干，前后無因果關系，它們各自獨立，分別表述了一個完整的意思，但又串聯(lián)在一個總體構思上，那就是關心文壇的興衰。

同年8月1日，韋素園與世長辭。噩耗傳來，魯迅感到非常哀痛。在此書信中，他再次表達了對素園的悼念與哀思。其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一是，素園乃是一位默默無聞的青年，未名社成員之一，病歿之后，“文壇上并無人開口”，而魯迅卻一再表示：“素園逝去，實足哀傷”。這是由于，照魯迅看來，素園身上具有的那種認真、踏實的精神，是最可寶貴的，是開創(chuàng)革命事業(yè)必不可少的。他曾在 《憶韋素園君》 一文中寫道： 素園“并非天才，也非豪杰，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人們唯有用這種精神去工作、去戰(zhàn)斗，才能贏得勝利的明天。這說明魯迅悼念的是位能在黑暗中發(fā)光發(fā)熱的有為青年。二是，在魯迅的悼念之中，未見一味溢美的逢迎，更無纏綿悱惻的感傷。一句反語：“有志者入泉，無為者住世，豈佳事乎”，充分展示出素園的認真踏實，有朝氣、有作為的稟性。同時，將“有志者”與“無為者”作鮮明的對照，表明魯迅對素園的悼念，不僅僅在于對朋友個人的抒情感懷，主要為著國家和民族的將來；不僅僅為了死者消逝的過去，更著眼于生者的今天和明天。因而，魯迅對死者的沉痛哀悼是與對反動派的斥責結合在一起的。素園雖因肺病而歿，但是，如果他不是太認真，不是“拚命的對付著內(nèi)憂外患”，也許病魔不會襲來，不至于奪走他的生命。素園之死，難道不是社會造成的悲??！接下去，魯迅以素園所譯的果戈理的《外套》，“尚在行篋，覽之黯然”一句，將自己對素園的悼念與哀痛，重重地加上一筆，給讀者留下了強烈的震撼與啟迪。

當時，鄭振鐸是位正當壯年的作家、文學史家，文學研究會的發(fā)起人之一。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于本年度出版。魯迅的 《中國小說史略》 一書，早在20年代問世，1931年出了修訂本。在這封書信中，魯迅很自然地會將兩部文學史作適當?shù)姆治雠c比較。其一，就治學態(tài)度而言，鄭君“往往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此實足以炫耀人目，其為學子所珍賞”。魯迅則不同，“凡所泛覽，皆通行之本，易得之書”。在前后兩處，作者分別用 “宜也”和“故遂孑然于學林之外”兩句，曲折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其二，就《文學史》而言，魯迅僅借鄭君《文學史》中有關小說的數(shù)章而論，認為“此乃文學史資料長編，非 ‘史’也。但倘有具史識者，資以為史，亦可用耳”，能以一分為二的態(tài)度對待之。至于自己的修改本，盡管近年“域外奇書，沙中殘楮”時有發(fā)現(xiàn)，但“尚無需大改《史略》”之必要； 與此同時，魯迅對學者的意見是尊重的，在 《史略》修訂本 “題記”中寫道：“中國嘗有論者，謂當有以朝代為分之小說史，亦殆非膚泛之論也”。

其次，這封書信的藝術魅力在于，旨明而意婉，于不經(jīng)意之中寄真諦。信的最后部分，信筆寫來，不僅寫出了當時的黑暗現(xiàn)實，顯示事物的特征，“文禁如毛，緹騎遍地”;而且用反語表達了自己的態(tài)度，“今昔不異，久見而慣”，并以一比喻“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雞之聳人耳目矣”，可見反動派的思想禁錮與武力鎮(zhèn)壓之嚴酷。然而，反動派盡管氣勢洶洶，但并不表明其強大，恰恰是沒落空虛的一種反映。魯迅進而用一句反話，“我亦麻木，絕無作品，真可謂食菽而已”，傾訴了作者對黑暗現(xiàn)實的極端憎惡的感情。這段寫當時現(xiàn)實的文字，從表面上來看，似乎與悼素園、評鄭君文學史的文字無任何關系，但在客觀上，卻使讀者不由自主地產(chǎn)生對比與聯(lián)想的效果。魯迅對人民一腔熱忱，對敵人憎惡無比；反動派對人民則武力討伐配以文力征伐。在這里，作者把自己的愛憎感情，與關心文壇的興衰完全融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