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古文家一方面重教化，另一方面亦甚重文辭。韓愈《答尉遲生書》:“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彼坏霉盼霓o，亦好其道。他以為要表現(xiàn)道，又要講究文辭。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說，他學(xué)古人，一方面學(xué)道，一方面亦學(xué)其為文之法。為文要講抑、揚、疏(條理清也)、亷(話語簡之謂)、激發(fā)、固存。如是，重文辭是為了“羽翼乎道”。
周敦頤亦說文辭也要緊，要講“美”,講“愛”。
朱子說道是自然流出，文便是道。他注周子《通書》說，有時心里很明白，但說出來卻說不清，這不對。故辭達是很重要的。辭達是為了傳于遠。不一定要文，只要辭達。這就是走極端了。從“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至于要辭達。這是朱子的意見，以為文字不用注意，而只要辭達。
但是，即便是極端道學(xué)家如朱子，亦不能完全不理文，亦要文辭達意，要自然。文與道完全合一是不可能的。他頂多不講究文字之裝飾性、做作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