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義，是新中國建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1976年10月，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代表的黨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斷措施，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粉碎“四人幫”之后的兩年中，深入揭發(fā)批判“四人幫”,開始平反冤假錯案，較快地恢復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教育科學文化事業(yè)。各項工作都取得一定成績。但是，由于多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nèi)消除(歷史發(fā)展有強烈的慣性),同時也由于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指導思想上繼續(xù)犯“左”的錯誤，因此使撥亂反正的工作不能順利進行，引起廣大干部和群眾的不滿。直到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仍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進一步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和恢復老干部工作受到阻撓。面對黨內(nèi)外廣大干部和群眾越來越強烈的糾正左傾錯誤的要求，華國鋒等不是順應民意，打破禁錮人們思想的左傾教條，反而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這個方針首先出現(xiàn)在1977年2月7日發(fā)表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諭地遵循?！痹?月14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再次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比绻者@個堅持個人迷信的教條主義方針辦理，撥亂反正的工作就會夭折，人們的思想得不到解放，社會主義建設也不可能開創(chuàng)新局面。
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寫信給黨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nèi)h、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yè)，把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事業(yè)，勝利地推向前進。”他在5月24日同中央兩位同志的談話中，進一步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特主義的問題?！?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天，新華社轉發(fā)了此文；次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都全文轉載，引發(fā)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雖然華國鋒指示中央宣傳部門某些負責人對這一討論“不表態(tài)”、“不介入”,作為黨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在一些場合指責這一討論“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的”,責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但是，他們的壓制沒能阻擋思想解放的洪流。鄧小平(已于1977年7月恢復職務)、葉劍英、李先念、陳云、胡耀邦等黨中央多數(shù)領導同志都支持這一討論。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說：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和根本方法，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他再次批評“兩個凡是”的觀點，指出“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個小問題，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全國絕大多數(shù)省、市、自治區(qū)和大軍區(qū)和主要負責人都發(fā)表文章或講話，認為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具有重大現(xiàn)實意義。全國報刊等傳播媒介，除《紅旗》雜志按兵不動外，都積極投入這一討論，形成了強大的社會輿論。這一討論沖破了“兩個凡是”的禁區(qū)，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大解放鋪平了道路，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和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作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為準備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長達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黨中央領導人，各省、市、自治區(qū)和各大軍區(qū)的主要負責人，共210人。這次會義的原定議題是：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zhí)行以農(nóng)業(yè)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搞上去；討論《關于加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發(fā)展速度的決定》和《農(nóng)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jīng)濟計劃的安排。中央政治局決定，會議在討論這些議題之前，首先就鄧小平提出的關于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進行討論。會議經(jīng)過認真討論，同意果斷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guī)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為了保證工作重點的轉移，實現(xiàn)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一批老同志在會上提出，要落實干部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陳云在東北組的發(fā)言中指出，中央要考慮解決一些影響大、涉及面廣的歷史遺留問題。薄一波等61人被錯定的“叛徒集團”應予平反；陶鑄、王鶴壽等被錯定的“叛徒”案件應予平反，不能留尾巴；中央專案組所管的屬于黨內(nèi)部分的問題應當移交給中央組織部，結束既有中央組織部又有專案組的不正?，F(xiàn)象；要肯定彭德懷對黨的貢獻，把他的骨灰移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要肯定天安門事件是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是“偉大的群眾運動”;康生的錯誤很嚴重，應該給以批評。陳云的發(fā)言得到了會議的廣泛贊同，把對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討論推向了高潮。譚震林等提出為“二月逆流”、“右傾翻案風”等冤案平反。還有一些同志對謝富治的嚴重錯誤提出批評。會上，一些同志批評了華國鋒提出和堅持的“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并對兩年來黨的領導工作中的失誤提出批評，對恢復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等問題提出建議。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認真討論，會議決定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幾個重大問題，如“天安門事件”、“右傾翻案風”、“二月逆流”、61人“叛徒集團”以及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人的問題，徹底平反，并撤銷有關文件，決定對康生、謝富治進行審查。會議討論了中央政治局關于人事問題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人選的意見，提請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會議討論了農(nóng)業(yè)必須糾正“左”的錯誤才能加快發(fā)展。會議討論和修訂了1979年和1980年國民經(jīng)濟計劃的安排。在會議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北京市委于11月15日宣布：1976年清明節(jié)，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于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鄧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fā)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講話談了四個問題：一、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xiàn)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chǎn)力迅速發(fā)展不相適應的生產(chǎn)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jù)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fā)，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三、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糾正冤假錯案，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團結的需要，目的是為了向前看，為了順利實現(xiàn)全黨工作重心的轉變。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應該改正。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要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新問題，否則我們就不可能順利前進。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jīng)濟政策這三方面的問題。在管理方法上，當前要特別注意克服官僚主義，在管理制度上，當前要特別注意加強責任制。在經(jīng)濟政策上，要允許一部分地區(qū)、一部分企業(yè)、一部分工人農(nóng)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華國鋒在閉幕會的講話中，對“兩個凡是”問題檢討說：他在去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的“兩個凡是”的話，說得絕對了，束縛了大家的思想。當時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周全。現(xiàn)在看來，不提“兩個凡是”就好了。
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69人、候補中央委員112人。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主持了這次會議，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云、汪東興出席了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
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全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則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fā)展。
全會毅然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社會主義的“左”的方針，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的戰(zhàn)略決策。全會要求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立即行動起來，鼓足干勁，群策群力，為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而進行新的長征。
在經(jīng)濟建設上，全會討論和原則同意1979、1980兩年的國民經(jīng)濟計劃安排，繼續(xù)改變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調狀況；克服經(jīng)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的嚴重缺點，有領導地實現(xiàn)權力下放；大力精簡各級經(jīng)濟行政機構，把他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yè)性的專業(yè)公司或聯(lián)合公司；堅決實行按經(jīng)濟規(guī)律辦事，重視價值規(guī)律和作用等。全會深入討論了農(nóng)業(yè)問題，同意將《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nóng)業(yè)發(fā)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nóng)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fā)到各省、市、自治區(qū)討論和試行。
全會對民主和法制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認為必須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wěn)定性、連續(xù)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
全會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的重大冤假錯案，決定為“右傾翻案風”、“天安門事件”平反，糾正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會議指出，解決歷史的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這個任務要繼續(xù)抓緊完成。會議認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jiān)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
全會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全會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選舉陳云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等為副書記。這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組織路線的勝利。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集體領導，承擔起艱巨的使命，實現(xiàn)了偉大的歷史性轉折，開創(chuàng)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