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護國軍分路出征的同時，中華革命黨也展開了全面的軍事討袁活動。如第八章第二節(jié)所述，中華革命黨是二次革命后繼續(xù)不屈不撓堅持反袁斗爭的唯一政黨。還在1915年夏秋之交，它已決定組織中華革命軍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軍，進行武裝討袁。但由于經(jīng)費、人員等條件的限制，云南首義前有重大影響的起義并不多，而且旋起旋敗。真正富有成效的全面展開是云南首義以后的事^[1]。
云南獨立后，孫中山指出“既有首難，則袁之信用已破。此后吾黨當力圖萬全而后動，務(wù)期一動即握重要之勢力”^[2]。當時，江蘇、上海、江西、湖北等地的中華革命黨人，均紛紛準備發(fā)動，但他認為“長江一帶敵屯重兵，且有津浦、京漢兩線運輸之利”,困難較大，主張改變策略，首先“注全力于粵省，旁及福建”,以便“與云貴打成一片”,一旦“軍械補足，即圖大舉北伐”^[3]。為此，廣東中華革命軍在司令長官朱執(zhí)信的領(lǐng)導(dǎo)下，于1916年二三月間先后發(fā)動了兩次以攻取省城廣州為目標的軍事行動。
第一次在2月上旬。當時，龍濟光正奉命派兵西攻云南，廣州相對空虛。朱執(zhí)信及其同志們議定一個三路同撲省城的計劃：一路由澳門出發(fā)沿增城、羅崗洞、龍眼洞前進，攻小北門；一路由廣九路沿途登車，直撲東關(guān)；一路由謝細牛統(tǒng)率綠林武裝，從城北七十里的番禺縣石湖村出發(fā)，奪取石井兵工廠，然后分兵夾擊西關(guān)和大北門，以援應(yīng)東、北兩軍。部署停當后，朱于2月5日夜親率中華革命黨員數(shù)十人潛入石湖村，指揮謝細牛所部綠林數(shù)百人和其他民軍千余人，解除了該鄉(xiāng)福軍和鄉(xiāng)團的武裝，占領(lǐng)三座當樓為炮臺。次日晨，又制青竹毒簽，廣布村外要道，準備于9日與其他兩路同時舉事。不料事為龍濟光探悉，8日晨即遭其所派親軍千人的瘋狂圍攻。石湖軍民英勇抵抗一晝夜，擊斃龍軍團長、營長、排長各一人，重傷營長一人。相持至9日晨，龍軍增援炮隊趕到，朱執(zhí)信見敵眾我寡，硬拼不利，遂下令撤退。三路進攻廣州的計劃也臨時取消。
3月上旬，朱執(zhí)信再次對廣州發(fā)動攻擊。這次行動，計分兩步：第—步是襲取袁世凱由滬派來黃埔的肇和艦，第二步以所獲之肇和艦“駛進省河，謀攻觀音山等處”^[4],進而奪取省城。行動之前，朱與李天德以及上海陳其美所派楊虎、李元箸、馬伯麟、余建光、馮啟民等人在澳門籌議多次，決定以一部分同志密登澳門開往廣州的永固客輪，抵黃埔后，即迫其泊近肇和艦，利用該輪與肇和艦高度相等之便，越舷而過，向敵發(fā)起突然襲擊，奪取該艦；以另一部分同志在永固輪發(fā)難的同時，向黃埔兩岸各炮臺發(fā)起猛攻，牽制陸上之敵。
6日晚9時，一批身懷炸彈和手槍等輕武器的中華革命黨人，夾在搭客中登上永固輪由澳門啟航，次日晨3時50分駛抵黃埔。他們喚醒酣睡的搭客，向他們宣布：“吾人欲借永固以襲肇和而討袁賊，并非行劫，如有金錢財物，一概保護，請即齊下艙底安息，以免危險。”^[5]接著，便紛起奔向各預(yù)定目標，迅速占領(lǐng)了舵房、車房、電燈房、火房以及船首船尾等要害部位，迫船主駛向肇和艦之側(cè)。時值黎明，江面霧氣彌漫，肇和艦尚以該輪誤駛航線，鳴鐘告警。永固輪卻不顧水流湍急，多次向其靠攏，且有人企圖登艦。這時肇和方知將發(fā)生事變，急起向永固輪開火。預(yù)伏在東浦墟一帶的中華革命黨人聽見肇和槍聲，知輪上同志已經(jīng)發(fā)動，遂向魚珠等炮臺發(fā)起攻擊。頓時，肇和內(nèi)外，黃埔兩岸，槍聲、炸彈爆炸聲，響成一片，戰(zhàn)斗十分激烈。永固輪上的中華革命黨人為奪取肇和艦，不怕犧牲，多次發(fā)起進攻，先后有兩人為躍過肇和而墮水獻出生命。但是，在肇和艦嚴密炮火的封鎖下，永固輪的靠艦企圖始終未能實現(xiàn)，而攻擊陸上炮臺的隊伍又被擊散，永固輪陷于腹背受敵之中。為了保存實力，中華革命黨人不得不迫該輪駛向沙灘，鳧水登岸，棄輪而退。
廣東中華革命軍兩次起義雖告失敗，但給龍濟光的震驚卻不小。正是中華革命軍和其他民軍的頻繁起事，才使他有所顧忌，而不敢對云南護國軍傾力相加。朱執(zhí)信指出：“石湖一役，殲其團長，激戰(zhàn)數(shù)日，俾以全力防北江、西江。繼以決死之隊攻襲肇和，雖其事不成，而龍濟光益嚴于防守?！薄褒埵显趶V東有兵五萬人，僅以三千往滇者，中華革命軍牽制之也?！?sup>[6]
與此同時，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的中華革命黨人也紛紛回籍招集舊部，運動軍隊，聯(lián)絡(luò)會黨，組織武裝起義，給袁世凱及其各省代理人以沉重的打擊。
在四川，自云南護國軍攻入后，各地“縉紳耆舊，游俠健兒，聞風(fēng)群起，動輒千數(shù)”,其中不少是中華革命黨人直接發(fā)動，或接受中華革命黨領(lǐng)導(dǎo)的。2月16日，由上海返川的謝兆鸞集合各路民軍千余人，快槍七百余支，銅駝十余尊在合州(今合川)首先倡義，宣布成立以他為司令官、黎握中為參謀的中華民國革命軍四川第一支隊，活動于合州、酆都、萬縣、云陽一帶。3月初，分別由昆明隨護國軍入川的王維綱和由上海溯江西上的劉伯承等人，運動涪州警備隊長楊光烈和哥老會眾在涪州(今涪陵)新廟子起義，成立以王維綱為支隊長、楊光烈為參謀、劉伯承負實際軍事指揮責(zé)任的四川護國軍第一支隊，積極展開討袁活動。12日，劉伯承率隊進攻長壽，繳獲水警快槍四十余支。14日，在石家沱與北軍安慶輪開戰(zhàn)，斃其軍官一人。接著，王維綱一面命支隊大部轉(zhuǎn)扎臨江廟，準備進攻酆都；一面分兵一連至馬頸子截奪北軍船只。其時，恰有名為商輪，實已成為北軍兵船的大川號駛至，當即被擊傷，擱淺江岸，俘獲北軍參謀一人，兵士二十余人，快槍三十余枝。16日夜，王維綱再接再厲，親率全支隊由臨江廟出發(fā)，向有本縣警備隊和北軍第八師第三十二團張福臣營分守各要隘的酆都進攻。次日拂曉，一舉突破新城要隘，迅速攻入城內(nèi)，將張福臣營全部逐出城外，并生擒與處決了為虎作倀的縣知事許石生，殲敵八十余人，獲快槍五十余枝。王支隊除劉伯承右目受傷外，僅傷亡官兵九人。
緊接謝兆鸞、王維綱之后，龔天福、周晉敷、楊海清等人也在馬尾壩宣布起義，組成以龔天福為支隊長，中華革命軍四川司令長官盧師諦為司令官的四川中華護國軍第三支隊，并于3月21日占領(lǐng)石砫。4月1日，以知事附義獨立，和平進入忠縣，“橫斷北軍交通者十三日之久”^[7]。其間，還有李善波等人于3月11日在酉陽龔灘宣布獨立，自稱共和革命軍司令官，“聲言三次革命”^[8],不及半月，便“陸續(xù)攻克酉(陽)、秀(山)、黔(江)、彭(水)四縣，籌餉十萬，戰(zhàn)士盈千”^[9]。顏德基等人則聚兵新寧(今開江),擊斃縣知事，擁兵五百余人，與北軍周旋于云陽、萬縣間。
4月10日，這些名目紛雜、各自為戰(zhàn)的討袁軍，正式聯(lián)合組成以石青陽為司令官的中華革命軍四川司令部，暫先編川東、南、北三支隊。并于11日以石青陽名義誓告國人：“自今伊始，本軍當貫徹唯一之主義：1.推翻專制政府；2.恢復(fù)完全民國；3.啟發(fā)人民生業(yè)；4.鞏固國家主權(quán)，以期大憝元兇殄而后已。扶持國體，生死同之?！?sup>[10]至于川西，則由盧師諦“指揮孫(澤沛)、吳(慶熙)、丁(厚堂)諸軍，運動獨立”^[11]。至5月中旬，成都附廓各屬，幾非陳宧所有。
四川中華革命黨人，在袁世凱進攻云南的主要通路川江航道上攻城略地，據(jù)山筑壘，劫其軍船，殲其兵士，阻其交通，不但擾亂了敵人的后方，而且嚴重地威脅著瀘州北軍的安全。第八師師長李長泰對此說得很明白：“當茲逆匪充斥，形勢變遷，交通益形梗阻，輸送愈覺不靈。職師之新兵及軍需物品、炮營馱馬，均到萬縣多日，不能上駛。忠(州)既不守，萬亦頻驚，邀寄軍儲，萬分危險。”^[12]為了“保護輸送，無礙進行”,他不得不于涪州留步兵一團、炮兵一連，酆都留步兵一營，并再次向袁提議“由萬(縣)稍加兵力兩營”^[13],這樣就大大分散了直接用于瀘州的兵力。四川中華革命黨人的這些軍事行動，對蔡鍔反攻瀘州，無疑是最有力的支持。
湖南中華革命黨人在軍事討袁中，先主“中心突破”,力圖在長沙、衡陽、岳州等要沖地方策動軍隊，樹立義旗，以廣號召^[14]。所以，他們發(fā)動的第一次進攻便是長沙暴動。這次行動醞釀于云南獨立后不久。當時，楊王鵬、王道、譚蒙、鄒永成等人紛紛由日本回國，在上海謀進行倒袁辦法，決定：先派廖湘蕓回湘，運動長沙三十九混成旅和湯薌銘的模范營為內(nèi)應(yīng)，彭澤鴻前往岳州，準備響應(yīng)；譚蒙、殷之輅負責(zé)聯(lián)絡(luò)。至2月中，各方籌備已略有頭緒，單等滬、漢兩地赴湘參戰(zhàn)同志全部集齊后即可發(fā)動?？墒?，少數(shù)急進分子為了“居功”,要“先期舉發(fā)”^[15],加上湯薌銘搜捕日緊，潛伏同志，隱蔽不易，楊王鵬不得已于2月21日冒險發(fā)難。楊與廖湘蕓、毛邦華等數(shù)十人，身懷炸彈，向湯薌銘將軍署及其鄰近之軍械所、警察廳、高等審判廳等目標沖去，斃其衛(wèi)兵五人，余皆紛紛逃散。據(jù)當時報載，湯薌銘與巡按使沈金鑒也由后門鼠竄而逃。不料，楊王鵬等剛抵轅門，因“先所運動之軍隊忽爽約，助湯抵御”^[16],旋即失敗。楊王鵬、龔鐵錚、李岳崧、毛邦華、湛文炳、楊詒慶、陳樹生等二十七人慘遭殺害；李泰階等七人被判徒刑；遭株連而不知姓名者達四十余人^[17]。
經(jīng)此挫敗后，湖南中華革命黨人暫時放棄了奪取省城的計劃，而開始致力于各地的武裝起義。其中比較成功的是湘西羅劍仇、蕭英等人領(lǐng)導(dǎo)的起義。3月12日，羅劍仇聯(lián)絡(luò)地方保安隊和鄉(xiāng)團武裝三百人，在永順松柏場宣布起義，成立以他為司令官的中華革命軍湖南湘西獨立軍，號召北伐討袁。17日占領(lǐng)王村，19日攻克永順。警備隊長謝伯綱正“脫振振軍服，著裈布單衫，由民房出走”,突為人所識，當即被獨立軍擊斃。縣知事車賡與人易服后僥幸保命，于當夜“潛至岳某家，偕其小星，泛艇而逃”^[18]。攻克永順同日，羅劍仇乘勢分軍為二：一由石雄指揮攻桑植，一由羅自率攻大庸。24日，桑植克復(fù)，知事潛逃。不日，大庸也宣布獨立。蕭英自稱中華革命軍湖南湘西討袁軍事籌備委員，所部數(shù)千人，不僅活動于大庸、永順、古丈等地，而且遠及辰(州)、常(德)一帶，嚴重威脅北軍后方^[19]。北軍師長范國璋向袁世凱訴苦說：“本師自出征以來，原以靖寇為目的，嗣奉茲令擔任常、辰防剿事宜，乃將兵力分撥各處?，F(xiàn)庸、桑、古丈、南縣之匪雖稍斂跡，惟兵來則去，兵去復(fù)來，若遽將隊伍撤回援助前線，不惟克復(fù)各縣仍為匪有，且恐常、辰亦陷于危險地位。萬一后方不保，前方作戰(zhàn)更多掣肘。而在后方剿匪各隊既難撤回，而前方又亟待援助。師長據(jù)此地位，萬分焦灼，籌思至再，實難兼顧，究應(yīng)如何辦理，懇請迅示方針?！?sup>[20]這是羅、蕭等部中華革命軍在湘西牽制與打擊北軍的真實記錄。
湖北中華革命黨人主要于武昌南湖策動了一次馬、炮隊起義。自1915年冬以來，中華革命軍湖北司令長官蔡濟民與劉英、趙鵬飛等陸續(xù)回鄂組織軍事討袁，決定先由武昌發(fā)難，漢口、漢陽同時響應(yīng)。經(jīng)多方運動，他們先后在武昌南湖馬隊、炮隊、城內(nèi)守軍以及漢陽兵工廠衛(wèi)隊播下了討袁種子。但由于武漢為北軍集中之地，且湖北將軍王占元已有所聞，正采取措施嚴加防范，因此，多數(shù)同志認為不可操之過急，暫以緩發(fā)為宜?？墒牵虧衿爠⒂⒌热怂?，誤以為軍隊運動成熟，發(fā)難決操勝算，遂命南湖馬隊準于2月18日夜10時舉義，匯合炮隊進攻中和門，與城內(nèi)軍隊里應(yīng)外合，奪取武昌，并約定以放火為號。屆期馬隊雖遵命發(fā)難，炮隊也同時行動，但因王占元早有準備，旋遭鎮(zhèn)壓。城內(nèi)軍隊則因是夜大雨如注，未見火光，迄未響應(yīng)。此役固然“誤于蔡(濟民),幸無大損”^[21],且“實足以動鄂吏之心。自是以還，鄂兵只自保治安，不復(fù)為袁敵滇”^[22]。
至于長江下游陳其美的討袁活動，更未曾中止過。自1915年12月5日肇和起義失敗后，上海雖未再舉，但在陳的策動與部署下，江蘇、安徽等省卻發(fā)動過多次起義。江蘇中華革命黨人于次年4月16日攻襲江陰，一度進據(jù)吳江。安徽中華革命黨人也于17日聯(lián)絡(luò)大通陸路警察，占領(lǐng)榷運局。為此，5月18日，陳其美終被袁世凱派人刺死。
此外，在山東還活躍著一支以居正為總司令的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和以吳大洲為都督、薄子明為總司令的山東護國軍。他們旗號雖各異，卻同是中華革命黨人組織的討袁武裝。1916年2月，孫中山親自委任的中華革命軍山東司令長官吳大洲與薄子明、鄧天乙、呂子人等，先后返回青島，準備組織討袁軍。接著，孫又以云貴護國軍局限一隅，且勝敗難測，認為要縮短戰(zhàn)爭期限，保全國家元氣，事半而功倍，“非從袁氏根本地推翻不可”,因此“特派居正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統(tǒng)籌直隸、山東、山西軍事進行事宜”^[23]。3月，居正率朱霽青、陳中孚、劉廷漢等由大連至青島，設(shè)立以許崇智為參謀長、蕭汝霖為秘書長、日人萱野長知為顧問的東北軍總司令部，編成以劉廷漢、朱霽青為司令的兩個本隊和以薄子明、馬德龍、呂子人、杜仲三、趙中玉、尹錫五為司令的六個支隊，積極準備起兵討袁。
5月4日，東北軍分兩路展開行動：一路由薄子明率第一支隊與吳大洲所部合襲長山縣周村；一路由居正親率朱霽青、劉廷漢、呂子人等部進攻濰縣。5日晨，吳大洲、薄子明攻克周村，次日占領(lǐng)長山縣城，隨后將所部整編為五個梯團，改稱山東護國軍，連克鄒平、淄川、博山等地。居正所部也于4日當夜進抵濰縣火車站一帶，次日開始圍攻縣城。為孤敵勢，居正同時命呂子人、馬德龍、劉廷漢等人分兵襲取高密、安丘、諸城、昌樂、臨淄等地。15日，北軍第五師長張樹元被迫與東北軍總司令居正簽訂退出濰縣議和條件十五款。23日，東北軍勝利進入濰縣縣城，并發(fā)表宣言說：“本軍以袁世凱背誓叛國，違法殃民，認為國民公敵，特與西南各省護國軍互相呼應(yīng)，一致討賊?！?sup>[24]其后，又遣敢死隊百人，與吳大洲所部護國軍組成周、濰聯(lián)軍，由鄧天乙、陳中孚率領(lǐng)進攻濟南。山東將軍靳云鵬抵御無力，歸降不能，只好棄職出走。
以上事實說明：在反對洪憲帝制的護國戰(zhàn)爭中，中華革命軍同樣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它在全國范圍內(nèi)牽制了袁世凱的軍事力量，在四川、湖南護國戰(zhàn)場上與云貴護國軍并肩作戰(zhàn)，它的功績將與護國軍一樣，永遠彪炳于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