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選。一名《元人百種曲》。明臧懋循選編。臧懋循(?—1621)，字晉叔，號顧渚。浙江長興人。萬歷八年(1580)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jiān)博士，與湯顯祖、王世貞等相友善。他精研戲曲，詩文兼長。有詩文集《負苞堂稿》，并輯有《古詩所》、《唐詩所》等選集。他從山東王氏、湖北劉氏、福建楊氏和家藏雜劇中選出一百種，對之進行“刪抹繁蕪，其不合作者，即以己意改之”(《答謝在杭》)，編成了《元曲選》。

在《元曲選序》和《元曲選序二》中，臧懋循闡發(fā)了他的編選主旨和關于戲曲的若干見解，因《元曲選》之影響，這兩篇序也可視作古代曲論中的名篇。在《元曲選序》一文中，臧懋循高度贊美了元曲的自然本色，認為“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采之樂府，而粗者雜以方言”。并以此為準則批評了當時曲壇之流弊：“至鄭若庸《玉玦》，始用類書為之，而張伯起之徒，轉相祖述，為《紅拂》等記，則濫觴極矣。”臧氏認為，戲曲創(chuàng)作“白”不宜過多，更不宜“多駢偶”。因而他對屠隆《曇花記》、梁辰魚《浣紗記》、梅禹金《玉合記》等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屠長卿《曇花》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标笆狭χ鞅旧瑢γ鞔鷫霓o家的傳奇創(chuàng)作所提出的批評在當時曲壇有一定影響，而其編選《元曲選》正力圖以元曲之本色來矯正曲壇之弊端。在這篇序文中，臧懋循還對湯顯祖“臨川四夢”和《琵琶》、《拜月》之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篇末詳細介紹了編次《元曲選》的經過：“予家藏雜劇多秘本，頃過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云錄之御戲監(jiān)，與今坊本不同，因參伍校訂，摘其佳者若干……若曰妄加筆削，自附元人功臣，則吾豈敢”，明確申言了編選的主旨和所做的修訂。《元曲選序二》作于萬歷四十四年(1616)。在此文中，臧氏首先認為：“今南曲盛行于世，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睂Ξ敃r的曲壇創(chuàng)作提出了批評，因而“選雜劇百種，以盡元曲之妙，且便今之為南曲者，知有所取則”?？梢?，臧氏編選《元曲選》有其明確的現實針對性。他正是要使元曲的自然本色在明傳奇的創(chuàng)作中發(fā)揚光大而得以沿續(xù)。在序文中，臧氏還直接表達了他的戲曲審美理想。他把戲曲創(chuàng)作分為“名家”與“行家”兩種：“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宏博之士，皆優(yōu)為之。行家者，隨所妝演，無不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淹泣，羨者色飛，是惟優(yōu)孟衣冠，然后可與于此。故稱曲上乘者曰‘當行’?！薄爱斝小笔顷绊撝幸粋€重要的理論觀念，而“當行”之作的首要之點正在于從搬演出發(fā)，來結構戲曲情節(jié)和塑造人物形象，并注意戲曲的演出效果，能深切地感染和吸引觀眾。在臧懋循看來，“當行”的成功之作就是元曲，他舉關漢卿為例，“至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為我家生活，偶倡優(yōu)而不辭”，這種能與戲曲表演的嚴密結合就是臧氏心目中戲曲創(chuàng)作的“當行”，而能夠達到這一境界的也便就是可稱為“行家”的劇作家。在這篇序文中，臧懋循還從詩、詞、曲的演化中分析了戲曲創(chuàng)作的自身特色，提出了戲曲創(chuàng)作的“三難”：“情詞穩(wěn)稱之難”，“關目緊湊之難”和“音律諧葉之難”。在他看來，戲曲創(chuàng)作“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稗官野乘語，無所不供其采掇”，要“雅俗兼收”，“串合無痕”，同時，戲曲表現內涵又是“宇內貴賤、妍媸、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填詞者必須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戲曲之音律更是極為嚴格，據于此，他認為“詩變而詞，詞變而曲，其源本出于一，而變益下，工益難”。臧氏提出的“三難”其實也就是他對于戲曲創(chuàng)作所提出的三個準則，即：戲曲語言的豐富和準確、戲曲結構情節(jié)的妥帖和緊湊、戲曲音律的嚴格和細微。達到這三項要求，戲曲作家就是“行家”，戲曲作品也便就是“當行”之作。在臧懋循看來，能真正達到這三項標準的只有元曲，明代的戲曲作家如汪道昆、徐渭、湯顯祖等的作品均有各種缺陷。

臧懋循編選《元曲選》有所刪改，對此，歷來褒貶不一。但他編選元人雜劇一百種，對元雜劇的保存和廣泛流傳，貢獻甚巨。《元曲選》作為一部收羅最富、影響最大的元人雜劇選集，是研究元人雜劇的重要參考資料。

有《四部備要》本。文學古籍刊行社據世界書局版于1955年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