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會問，揚州在清乾隆年間為何會云集那么多赫赫有名又各具秉賦的奇才怪士呢？ 以非驢非馬的乖戾形式強調個性張揚的“板橋體”何以會在揚州成長呢？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的“板橋體”的出現(xiàn)，當然與社會經濟、政治、宗教等方面緊密相關的。
文化環(huán)境的嬗變
“板橋體”形成于清乾隆年間，正是清朝的鼎盛時期。乾隆繼位后，在文化上采取了兩種策略：一方面大興文字獄，將具有反清復明傾向的儒生和進步知識分子殘酷鎮(zhèn)壓；另一方面，繼續(xù)推行博學鴻詞的選賢制度，以收攬大批漢族知識分子為其專制王權服務。借編輯《四庫全書》和刻印《三希堂法帖》之機，來實現(xiàn)宏揚儒家的正統(tǒng)地位，整合規(guī)范知識分子的藝術審美觀念。在書法領域，為了適應八股取士的需要，大力提倡“烏黑、光潔、方整”為審美標準的“館閣體”。由于自康熙、雍正以來重帖學而輕碑學，王室成員從自身的藝術興趣出發(fā)，把趙孟頫、董其昌的字抬得很高。乾隆時期，在“違而不亂、和而不同”的審美范式中，清朝統(tǒng)治者對“館閣體”的風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盡管如此，與其他事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一樣，藝術上有“正統(tǒng)”必然就有 “非正統(tǒng)”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鞍鍢蝮w”以“反傳統(tǒng)”的面貌出現(xiàn)在當時的書壇，給風行一時的 “館閣體” 以有力的沖擊。
“板橋體”的形成，亦可說與揚州商業(yè)經濟的繁榮有密切關系。乾隆時期，由于乾隆推行籠絡鹽商政策，刺激了江淮一帶商業(yè)經濟的發(fā)展。加之乾隆六次南巡，許多城鎮(zhèn)大興土木，也助長了城市文化事業(yè)的勃興。揚州，正是在雍正乾隆年間發(fā)展為 “十里長街市井連”的商業(yè)都市的。據(jù)袁枚在《揚州畫舫錄》的序言中記載，乾隆第一次南巡(1751)前四十年的揚州，長河如繩，河岸少亭臺。到乾隆第一次南巡，“官吏因商民子來之意，賦工屬役，增榮飾觀，奢而張之……其壯觀異彩，顧、陸所不能畫，班、揚所不能賦也”。市民階層伴隨著經濟地位的改變，審美心態(tài)也發(fā)生了裂變。人們日漸追求新奇感和個性感的藝術，平淡、光潔的中庸書風已調不起市民的胃口，而情趣天真、一目了然的書作成了商賈們青睞的對象。“板橋體”恰恰適應了這種社會需要。邱振中把這種幽默書風的形成同社會文化的嬗變聯(lián)系起來。他說： “清代中葉，揚州一帶是商業(yè)十分繁榮的地區(qū)。富有經濟實力的市民階層渴望上升到更高的文化層次，但他們所寄身的文化環(huán)境使他們很難真正做到這一點。他們的追求和模仿往往流于表面化，同時也不知不覺從自己的審美趣味出發(fā)，對貴族化的傳統(tǒng)文化加以抵制和改造。鄭燮的書風正好與市民意識對典雅的嘲弄暗合。鄭燮也許不知道這種風格的嘲弄意味。漫畫未必不可取。鄭燮標志著商品經濟中文人藝術創(chuàng)作心理的重要改變?！?《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
鄭板橋將他的字稱為“六分半書”。關于這種書法的功用，啟功有一段評說： “當其休官賣畫，以游戲筆墨博鹺賈之黃金時，于是雜以篆隸，甚至諧稱六分半書，正其嬉笑玩世之所為，世人欲考其余三分半書落于何處，此甘為古人侮弄而不知者，寧不深堪憫笑乎？”(引自《文史知識》1990年第3期)隨著時間推移，板橋字畫聲馳千里，爭購收藏者絡繹不絕。“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騷人詞伯、山中老僧、黃冠煉客，得其片紙、只字書，皆惜藏庋。”(《鄭板橋全集·自敘》)關于板橋賣書畫的趣聞逸事，民間流傳尤多。如因嗜狗肉之美而誤中鹽商之計被騙去字畫；只肯付二千兩銀子的一半求書一聯(lián)的財主，得到板橋半幅對聯(lián)等等故事，都說明鄭板橋的書畫作品不只是無償供權貴們欣賞的藝術品。鄭板橋在逝世前六年寫的《潤格》帖，也稱《謝客告示》,是最有力的佐證?！按蠓鶅?，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條幅對聯(lián)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實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xiàn)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恐賴帳。年老體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屬公謝客。板橋鄭燮?！?《板橋集》)從鄭板橋的書畫潤例來看，也可見鄭板橋價值觀之嬗變。板橋不是板著面孔，而以嘲世主義的態(tài)度寫成此帖。傳統(tǒng)書法憑借它的哲學思想、審美意識、森然法度，在一個高不可攀的層面上凸現(xiàn)古典式的文人氣質，但在板橋身上已經開始消退。
既然藝術品已不再是士大夫貴族沙龍里擺設的古董，隨之而來的便是藝術家應當怎樣面對現(xiàn)實，以自己的追求去適應多層次社會成員審美心態(tài)的變化?！皳P州八怪”都是政治上不得意而轉向藝術領域的志同道合者，他們的藝術追求很快與揚州及沿海港阜商人的審美心態(tài)一拍即合。在這種情況下，板橋拿出了散漫幼拙、任其樸丑、滲透了 “怪”味的書法作品。例如，他在晚年寫的一幅《題竹》詩，便屬于典型的 “震電驚雷”之作。其詞云：“今日醉、明日飽。說我情形頗顛倒，那知腹中皆畫稿。畫它一幅與太守，太守慌慌鑼來了。四旁觀者多驚異，又說畫卷畫的好。請問世人此中情，一言反復何多少。吁嗟！一言反復何多少。以字作石補其缺耳?！?王家誠、何恭上《鄭板橋全集》)且不說字體兼具隸、楷、篆、草，不說參差錯落的 “亂石鋪街”章法，更不說似是而非的異體字、變形字，單單就書法的內容，已使正統(tǒng)派遺老們搖頭嘆息了。像自我戲謔，似現(xiàn)場筆錄，也如心靈潛意識的自我宣泄。不屑一顧者以為邪道，知音者則在喜劇性的幽默中看見了書法家心靈的特殊體驗。主題與款式的一致性，書與畫達到了和諧的統(tǒng)一，這就是鄭板橋反傳統(tǒng)的驚世駭俗的字。
人格心態(tài)的歷史承襲
要認識“板橋體”形成的原因，除了上述文化環(huán)境的因素而外，還應當從鄭板橋其人的主觀方面去把握。如果將鄭板橋放在中國“士”階層的血緣圈中來考察，說到底，鄭板橋也只是一個在混濁世界里保持了清潔人格的儒士。自漢以來，以儒學為核心，并滲透佛、道之學諸多成份而形成的倫理意識，以其顯赫的身份進入了中國理性文化體系。繼承這種倫理文化的是連綿不絕的士階層。它以其特殊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素養(yǎng)，以其相同的人生際遇走著一條相似的心路歷程。要么 “達則兼善天下”,要么“窮則獨善其身”。在藝術追求上，前者則頌揚對政治倫理的獻身精神。與此相一致的是，在書法藝術領域則有唐人尚法書風的流行和后來“館閣體”日臻顯赫；后者則遵循人與自然的親和原則，在書法領域則是尚意書風的盛行。
鄭板橋五十歲時，即在他被罷官的前兩年，寫了“難得糊涂”四個大字，并加了注釋： “聰明難，糊涂難，由聰明而轉入糊涂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后來福報也?！?王家誠等 《鄭板橋全集》)?！半y得糊涂”四個字，是鄭板橋人生經驗的哲理總結，融合了諸多士階層的倫理文化內涵。糊涂之比聰明更寶貴、更難得，反映了在專制統(tǒng)治下知識分子的一種心態(tài)，是士階層中潔身自好人格的形象表述。這也許是士階層理想受到強大的專制王權壓抑的精神解脫，一種典型的東方文人氣質。
“難得糊涂”蘊含著鄭板橋于變幻莫測的政治傾軋中的思考，也來自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我們從“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的陶淵明身上，從“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的李白身上，甚至從清初的八大山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其影子。無論是對權貴的厭惡，還是飄逸的風采；無論是情緒的激昂亢奮，還是以自然的恬靜與和諧來稀釋或緩解自我靈魂的內在痛苦，鄭板橋都與歷代狷狂之士如出一轍。他曾在家書中寫道：“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為惡”;“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王家誠、何恭上《鄭板橋全集》)。鄭板橋對“難得糊涂”作了具體的說明。然而，在封建王朝的專制政治下，鄭板橋的人生抉擇是難的。他曾例外地畫了一幅菊花，留贈給一位官員：“進又無能退又難，宦途不堪看。吾家頗有東籬菊，歸去秋風耐歲寒?！狈从沉怂囊簧錆M進退維谷的兩難處境。
其一是仕途之難。鄭燮在他題《周?畫龍》詩里寫道：“神龍潛何處？紛紛辯有無。昔聞生大澤，今豈辱泥涂。不是葉公好，荒言列子屠，南陽有遺跡，鼾臥在江湖?！边@使我們看到了另一個鄭板橋，一個終身不忘在封建朝廷找施展才智之機的鄭板橋。他以“神龍”比喻賢才，當然也是自況。他寄希望“生大澤”、“臥江湖”之士有朝一日能得以重用，不至于 “辱泥涂”。然而，他卻終不得升遷之機。就在他候補待遷的日子里寫了一首《呈長者》的詩：“御溝楊柳萬千絲，雨遇煙濃嫩日遲。擬折一枝猶未折，罵人春燕太嬌癡。”“桃花嫩汁搗來鮮，染得幽閨小樣箋，欲寄情人羞自嫁，把詩燒入博山煙。”板橋以暗喻與委婉的手法，向長者，亦是向權要表白進路受阻，羞于自薦又不得不自薦的苦衷。他的這首自薦詩并未得到任何反應，這時的焦急與窘迫心情多么像不甘孤處山林、一次次上書宰相的韓愈。于是，他又寫了 《讀昌黎上宰相書因呈執(zhí)政》:“常怪昌黎命世雄，功名之際太匆匆。也應不肯他途進，惟有修書謁相公?！?br>板橋從1709年十七歲考中秀才到1736年四十四歲考中進士，在科舉考試的誘惑下度過了二十七個年頭。進士及第后，應是出頭有日了，但還是坐了六年冷板凳。及到臨近風燭殘年之際，清王朝才賜給一個七品芝麻官。他那枚“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的閑章，正是對自己官場不得志境況的調侃。
其二是“加澤于民難”。鄭板橋五十歲時得到一個七品知縣。在范縣、濰縣任職的十二年，是鄭板橋決心履行“加澤于民”的十二年。無論是鑿衙透官氣、拜廟訪民情的民本觀念，還是詩扇除民害、獄中無冤民的政績，鄭板橋都算得上一個清官。他在范縣聽到百姓的心聲，看到酷吏的暴行之后，寫了 《悍吏》一詩： “……豺狼到處無虛過，不斷人喉抉人目。長官好善民已愁，況以不善司民牧。山田苦旱生草菅，水田浪闊聲潺潺。圣主深仁發(fā)天庚，悍吏貪勒為刁奸?！?王家誠、何恭上 《鄭板橋全集》)對兇悍酷吏的描寫和撻伐，有如杜甫的 《石壕吏》。
雖然，鄭板橋在他赴濰縣不久寫的《竹枝詞》中，似乎很想將奢靡成風的濰縣整飭一番，“留取三分淳樸意，與君攜手入陶唐”。然而，除了官吏的昏庸、弊政的風行，又加上了天災的襲擊。他到任后的濰縣，是一個百孔千瘡的縣邑。干旱的春天，倒灌的海水，連綿的秋雨、瘟役、蝗害，壓得濰縣百姓喘不過氣來，到處是饑民餓殍。
十二年縣令實踐證明，盡管鄭板橋的“澤加于民”的理想聽起來多么富有詩意，然而，一旦進入官場這個“絞肉機”,縱使他有回天之力，也是枉然?，F(xiàn)實給他的教訓是深刻的，這大徹大悟全在“難得糊涂”四個大字之中。
與上述這兩難處境相關，構成了鄭板橋的兩重人格。中國士階層的觀念，無論如何都離不開政治崇拜和倫理崇拜，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居江湖之遠。鄭板橋寫自薦詩，被東巡的皇帝賜以 “乾隆東封書畫史”而欣喜若狂，且刻成印章鈐在自己的書畫作品上，是這種人格的表現(xiàn)。鄭板橋的功名思想出自他對王權的信仰，并非出自對社會的理性批判。不管他吟唱著“宦海歸來兩袖空，逢人賣竹畫清風”多么悠閑自得；不管他《石柱干霄》所題“誰與荒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何等金光四射，其實不過是對自己仕途坎坷、心灰意冷的情緒的掩飾而已。
鄭板橋罷官南歸，干著賣字鬻畫的營生。他的歸隱抉擇到底是出于他的自然天性還是出于道德人格，我們很難劃定界限。但是，鄭氏采取這種抉擇之后，作為心靈的轉化，他的內在道德沖突是否真的得到消融？這是他的藝術觀的形成中不可忽視的問題。
在中國悠久文化的背景下，道德倫理構成了群體文化的核心支柱，也必然成為個體文化精神的內在特征?！鞍鍢颥F(xiàn)象”亦不例外。首先，既然鄭板橋面對政治上的王權專制主義與意識形態(tài)的倫理禁錮采取一種自我圓融的方式，板橋不僅沒有因對王權專制和倫理禁錮的厭惡挺而反抗，反而在長期壓抑下，對這種倫理文化作出他的特殊選擇與情感認同。板橋的內在道德沖突化作這種“情感認同”,最突出的是對儒學天道觀的頓悟。在濰縣，板橋經歷過賑災政務防不勝防的失誤，及意想不到的困擾。冒領、遺漏，每一件事的處理都可能給盡職負責的官吏帶來飛短流長，甚至變成私人攻訐、要挾和攀誣的把柄。
在這些無休止的紛爭中，板橋發(fā)現(xiàn)了他的朋友丹翁對冒領官司的判詞： “寫賬時原有七口，后一女出嫁，一仆在逃，只剩五口；在首者既非無因，而領者原非虛冒?！边@件普普通通的判詞給予板橋思想上的震撼是出人意料的。寥寥數(shù)語對于“首者”和“領者”都化解了法律責任。板橋看到了丹翁怎樣以圓熟心智勾消了糾纏不清的官司，同他嫉惡如仇的作風相比，這里有多大的觀念上的差距。他把這件事與孔子對堯舜的贊頌方式聯(lián)系起來，頭腦中的倫理思想脈絡豁然貫通了。堯將道德教化，風行四方，又能容忍共工、驩兜、及三苗四兇，所以板橋認為堯所行的道是天道。而舜憑人類的智慧懲惡揚善，看似盡善盡美，卻未必合于天道。板橋作出結論： “留得一分做不到處，便是一分蓄積，天道其信然矣?！编嵃鍢蛞宰陨淼恼紊铙w驗和丹翁的胸襟，悟出了房師鄂爾泰的一句名言： “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則大事必至糊涂矣?！彼I悟到這“糊涂”不是世故，而是有廣闊包容性的智慧。鄭板橋認為：“無小人亦不能成其為君子，惟有君子能容納小人?！卑鍢驅@次思想收獲顯然十分滿意，他按捺不住人生哲理頓悟的喜悅，寫信給丹翁： “此等辭令，固非庸手所能，亦非狠手所辦，真是解連環(huán)妙手。夫妙則何可方物乎？千古好文章，只是即景即情，得事得理，固不必引經斷律，稱為辣手也。吾安能求之天下如老長兄者，日與之談文章秘妙，經史神髓乎？ 真可以消長夏度寒宵矣。”
其次，板橋的內在道德沖突化作“情感認同”,表現(xiàn)在對自然的親和情感理想的建立。在眾多題畫文跋中，鄭板橋有一則題竹影云： “余家有茅屋二間，南面種竹。夏日新篁初放，綠蔭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橫安以為窗欞，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風和日暖，凍蠅觸窗紙上，冬冬作小鼓聲。于時一片竹影零亂，豈非天然圖畫乎？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于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轉引自 《文史知識》1990年第2期)這段看似閑談卻坦露了板橋與自然融合一體的幽美心境和他的“道法自然”的審美意趣。此外，我們從題叢竹“一節(jié)復一節(jié)，千枝攢萬葉；我自不開花，免撩蜂與蝶”的五言詩中發(fā)現(xiàn)，無論畫意中的詩情，還是詩情中的畫意，板橋以竹的清癯雅脫觀照了書家高自期許，不隨流俗的清潔人格。而那首題崖竹詩“昨夜西湖爛醉歸，沿山密筱亂牽衣；搖舟已下金沙港，回首清風在翠微”,則描寫了板橋回歸大自然的悠然自得、清高超逸的情趣。與這種同自然的親和情感理想相適應，板橋將來之于自然的石文蘭葉之象和清高超逸之情趣融入書法之中，從而使書家主體靈性蕩滌封建理性，形成了外拙內秀的 “板橋體”。由此可見，鄭板橋兩重人格，是 “板橋體”形成的內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