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直奉兩軍在山海關(guān)激戰(zhàn)之時，直軍變起肘腋，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率部自前線回師北京，發(fā)動政變，北京政局為之一變，直軍后方成為他人地盤，前線遂陷于一片混亂之中。
馮玉祥十五歲即入伍當兵，行伍出身，1913年三十歲剛出頭就升至旅長，1921年升至師長兼陜西督軍，成為方面大員。1918年，馮玉祥在擔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時，南下參加北洋軍與護法軍的戰(zhàn)爭，他違抗段祺瑞的命令，發(fā)出主和通電，結(jié)果被北京政府免職，后因曹錕從中緩頰，改為“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暫準留任”處分^[1],馮玉祥因此而成為直系成員，與吳佩孚“黨系既同，私交固亦至相得也。及吳為直系之狄克推多，二人始因威望關(guān)系，發(fā)生齟齬”^[2]。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時，馮玉祥自陜西率兵入中原，為直系戰(zhàn)勝皖系立有很大功勞，隨后驅(qū)走豫督趙倜，于1922年5月出任河南督軍。但是，馮玉祥與開府洛陽的吳佩孚同處河南地界，“馮雖督豫，而吳固仍駐洛陽也。物莫能兩大，況吳素性又頗傲慢，以馮久隸屬下，遇事多自主裁，不加諮商，馮亦不愿一味仰承意旨，久之，彼此之間自難免各不愉快”^[3]。還在馮玉祥剛上任時，吳即保舉與馮積怨甚深的河南第二師師長、歸德(豫東)鎮(zhèn)守使寶德全任河南軍務(wù)幫辦，并保寶德全“向守服從，能負完全責任”,要馮“請勿疑慮誤事”^[4]。馮不滿吳以此牽制其行事自由，遂以寶德全在馮軍進入開封時“公然抗命”為由，于5月13日將寶德全公開槍決，如此決絕的舉動自然惹惱了吳佩孚。對于吳佩孚保舉到河南任職的人員，馮玉祥概置不理，同時不斷擴充實力，增編部隊。吳佩孚自認在直系中屬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而馮玉祥不僅對其種種主張不買賬，甚而屢屢給其臉色，讓其下不了臺，很沒有面子，從而被吳佩孚視為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冤家對頭。
1922年9月15日，吳佩孚致電曹錕稱，“馮督在汴，人地不宜，趕時調(diào)為熱河都統(tǒng)，加以東蒙招撫使名義，以示優(yōu)崇。如此，則北門有干城之選，中州無隱患之虞”^[5]。所謂“干城”云云，不過虛語，熱河地處偏僻，沒有河南任職的實惠，吳佩孚提議將馮玉祥調(diào)往熱河，實際表示他已視馮為“隱患”,擔心其“不受指揮，深恐盤踞中州，尾大難制，是以密行計劃，移調(diào)他處，另置心腹。一可借經(jīng)濟以牽制，二可便自己之方策”^[6]。對此，馮玉祥自然心不甘情不愿，而又不能與勢大力強的吳佩孚硬抗，只能“無論如何，吾定服從”,“取服從主義”^[7]。曹錕既不能不給吳佩孚面子，也不愿讓馮玉祥成為“怨婦”,為平衡馮、吳關(guān)系，決定將馮玉祥調(diào)離河南，安置在北京，出任陸軍檢閱使。這個職位看似位高，實則“有虛職而無實權(quán)，其不能滿馮之意可知”^[8]。馮玉祥在豫督之位坐了還不到半年便失去了河南地盤，在直系中被邊緣化，內(nèi)心本已對吳佩孚十分不滿，而其軍隊第十一師隨他調(diào)到北京后，原本由吳佩孚承諾的河南每月協(xié)餉20萬元，卻被河南省當局以河南丁漕田賦“業(yè)經(jīng)馮使任豫督時預征”,省銀錢局現(xiàn)款也被馮“羅括一空”,財政十分困難為由，拒絕兌現(xiàn)，使馮部常常陷于餉械無著的窘境，更增添了馮對吳的怨氣^[9]。然“馮素深沉，時機未至，絕不少露詞色，故逼宮奪印一出，馮仍任一重要角色，迨大選告成，祿仍弗及”。曹錕上臺后，對“有功”部下一一封賞，而對在驅(qū)黎中“有功”的馮玉祥則未見有實質(zhì)性關(guān)照，“諸將盡得遍沾實惠，獨馮為吳氏所扼，竟不得絲毫實利。而逼宮惡名，復又歸之，馮氏因之既怨且恨，而對于曹吳，常思所以報復之者矣”^[10]。不僅如此，馮玉祥調(diào)到北京后，“非但地盤問題不得解決，且‘所部欠餉甚巨，既不稍有補貼，以后月餉曹又不肯發(fā)足’。馮因而對吳佩孚更為不滿，對曹錕也大失所望，‘其憤激之情，殆不可遏’”^[11]。這些都為其后直系的分裂埋下了隱患，“識者早知馮之不復為曹、吳用矣”^[12]。
馮玉祥在直系內(nèi)部郁郁不得志，便成為反直“三角同盟”的拉攏和爭取對象。馮玉祥出身下層窮苦之家，篤信耶穌基督，具有為窮人請命的樸素平等情感，不滿北洋時期的亂象，為粵方孫中山認為可以爭取，以愛國和革命的名義，與其建立聯(lián)系。還在孫中山剛剛開始護法不久，馮玉祥于1918年2月在前線發(fā)出主和通電，孫中山即致函馮稱：“熱誠護法，努力救國，不勝為民國幸。昨冬以降，南來國人，無不盛稱執(zhí)事為愛國軍人模范，……徒以云海揆隔，不能時通聲息為歉耳?！瓰l危之民國國脈，得以主持正義如執(zhí)事者扶持之，俾免于亡，則國民必感偉功于永久矣。”^[13]不過，馮玉祥當時并無回應，直到1920年秋，馮玉祥才首次致函孫中山，表示“中國已瀕于危亡，真正救國，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厲，無論如何失敗，我行我素，始終如一?！北硎尽敖耠m扼于環(huán)境，未能追隨，但精神上之結(jié)合，固已有日，……乞多指示”。孫接信后，即派徐謙、鈕永建為代表，攜親筆復函前往漢口看望馮^[14]。從此，孫馮之間建立了個人聯(lián)系，“信使往還，絡(luò)繹于途”^[15]。孫中山熱誠希望馮玉祥“用革命手段以救國”,且“能本此意與民黨攜手”^[16]。為了呼應南方的革命運動，國民黨人認為，“要革命徹底成功，便要實行中央革命，在北京發(fā)生一個大變化”^[17]。馮玉祥由此成為國民黨在北方運動的主要對象。
1923年秋，孫中山命孔祥熙攜其親筆手書《建國大綱》轉(zhuǎn)交馮氏，并指示馬伯援專做馮玉祥的工作，馬表示：“中國革命，尤其是北方革命，非他(馮玉祥)不可，且他的行為與熱心，已感動了陜西胡景翼，馮胡必合作革命，請先生北上?！睂O中山表示：“這是一件大事，出諸你口，入于我耳，須去問問馮煥章的意思，他有沒有這種計劃與決心，若有，我必舍卻廣東，到北方去革命?！?sup>[18]但是，馮玉祥當時身處北京，兵力有限，無力控制全部大局，而且形勢也不明朗，不敢輕舉妄動，便通過馬伯援回復孫中山：“目前直系兵力數(shù)倍于我，如有冒險行動，必遭失敗，待時機到來，我一定有所舉動?！?sup>[19]此后，國民黨人徐謙、王正廷與馮玉祥、于右任與胡景翼、張繼與孫岳等都建立了個人聯(lián)絡(luò)關(guān)系，“所有孫先生的親筆函件以及口述的各項事情，通過以上這些代表隨時代交或傳達給馮、胡、孫三人”^[20]。時任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的黃郛系老同盟會員，與國民黨淵源甚深，也在策動馮玉祥倒直的過程中擔任了重要工作。
如果說，孫中山對馮玉祥的工作主要建基于道義與情感，張作霖和段祺瑞對馮玉祥的工作則主要建基于財政金錢的支持。張作霖和段祺瑞都曾通過私人關(guān)系與馮玉祥建立聯(lián)絡(luò)，進行拉攏^[21],并乘馮部財源困窘之機，施以援助，建立感情?！皬堊髁嘏c馮玉祥之默契，則極秘密，奔走者多皖人。張、馮兩方，均以段合肥為中心”^[22]。1924年2月，段祺瑞的謀士姚震致函奉方說：“二馬(馮玉祥)接洽，亦待專款到后再辦?！?sup>[23]3月，段祺瑞派人到奉天，取回張作霖開出的奉天正金銀行匯票200萬日元，在天津正金銀行兌取大洋162萬元，交付馮玉祥。段祺瑞透露：“這次的錢給馮玉祥一百五十萬元，是三個月軍餉用的?！?sup>[24]在軍閥混戰(zhàn)的年代，馮玉祥畢竟是個現(xiàn)實主義者，需要考慮個人及其派系集團的利益，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在直系內(nèi)部的發(fā)展空間受限，自然難免對“三角同盟”的拉攏心動，寄希望于倒戈政變成功后可以有更多的個人政治施展空間，再加上從“三角同盟”方面還可以獲得實際的金錢支持。所以，在第二次直奉戰(zhàn)前，馮玉祥的政治態(tài)度已經(jīng)發(fā)生一定的變化，對直系的效忠已然動搖，他在等待合適的時機，尋求合適的盟友，以達到個人和集團利益的最大化。
馮玉祥在直系內(nèi)部尋得的同盟者，是其時駐守河南的陜軍第一師師長胡景翼和駐守河北的冀南鎮(zhèn)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孫岳。胡景翼和孫岳早年都曾參加過同盟會，與國民黨有歷史淵源，尤其是胡景翼，在陜西護法運動期間領(lǐng)導靖國軍，與靖國軍總司令、國民黨人于右任有過良好的合作關(guān)系，他曾對孫中山表白附直“不過一時權(quán)宜”,對孫是“人遠心近，始終如一”^[25]。胡景翼和孫岳在直系內(nèi)部非主流派，個人的發(fā)展受到很大的限制。還在1923年直系籌辦“賄選”時，“三角同盟”方面即與胡景翼有所聯(lián)絡(luò)，計劃以大筆款項策動胡部倒直。皖方表示：“接濟款項一節(jié)，系分為兩次。第一次系現(xiàn)在先給以數(shù)萬元，為該師軍官佐搬家之用；余則動手后再付。”^[26]但因胡軍聲明“非俟余款二十五萬到津后不能實行(因移動軍隊、添辦軍需，無款可墊)”^[27],加以時機不成熟，策動胡軍倒戈之舉未成。胡景翼投靠直系，與馮玉祥督陜不無關(guān)系，雙方也因此而有聯(lián)絡(luò)，對時局的看法“意見日近”。
當直奉關(guān)系緊張、戰(zhàn)爭陰云聚集之時，胡景翼特意在9月7日前往馮玉祥駐地，探詢馮的意見。馮對胡說：“前天我問總統(tǒng)有何預備，曹總統(tǒng)言，馮煥章、胡笠僧(胡景翼)二人拱衛(wèi)京畿，不啻吾之二虎，即不預備，誰敢侮我？余曰雖有二虎，不與之食，其將何以噬人也？”^[28]由此可知，馮已向胡透露其不愿為曹賣命的心態(tài)。9月10日，孫岳亦前往南苑馮玉祥駐地晤馮。馮對孫表示：“現(xiàn)今曹吳專政，國亂民愁，余本早下決心，為國除害，只以勢單力薄，迄未敢下手耳?！睂O岳提議：“胡笠僧(胡景翼)早已不滿意于吳，可引為臂助，共圖大事?！?sup>[29]孫并自愿擔任與胡的聯(lián)絡(luò)工作。經(jīng)過馮、胡、孫三方的互通聲氣，取得一致意見，即利用直奉戰(zhàn)爭之機，發(fā)動政變，推倒曹、吳，然后請孫中山北上，解決政治善后問題^[30]。
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吳佩孚已經(jīng)意識到馮玉祥的態(tài)度可能對直系的不利影響，特意致電曹錕的身邊人王毓芝和陸錦，提出“鄙意只要馮使果敢有為，至時擬以東三省全權(quán)付托之。請密詢其意向何如”^[31]。但吳、馮心結(jié)已深，故在外人看來，這是“以畫餅餌虎豹，欲求其唯命是聽，吳之疏愚固極可哂”^[32]。為防馮可能之變故，吳佩孚也作了相應的布置，令馮玉祥統(tǒng)領(lǐng)第三軍出古北口，走北線經(jīng)熱河，自西北方向襲奉軍后路，并令胡景翼部跟進，對馮部有所監(jiān)視。此線路途遙遠，地瘠民貧，離正面戰(zhàn)場較遠，或許吳佩孚認為可以減少馮部出工不出力對正面戰(zhàn)場的影響，殊不知，吳此舉反固馮倒戈之心，因為“行軍千余里外荒寒之地，一不給錢，二不給彈，一旦遇敵，不戰(zhàn)自潰，豈非故將我軍置之死地耶？”^[33]而且胡景翼與馮玉祥已有舉事的默契，令胡監(jiān)視馮，無異使馮先就知曉吳之用心，對吳更增反感，亦說明吳佩孚太過自信，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會變生肘腋，馮玉祥敢于倒戈相向。如時人論：“吳氏對于諸人，本不十分信任，故全行調(diào)至遠地，以免發(fā)生后路之危險，一面希望從速克生張作霖，縱使諸人有不利之行動，勢已有所不能?！?sup>[34]“推吳用意，對馮疑忌已久，勝不過與以吉林，割絕邊地；敗則必犧牲其隊，更免后憂。馮亦早悟及此，故當令下即向曹婉辭，請另派大軍前往。經(jīng)曹力勸，始開拔北上。而吳不知馮、胡、孫間已有密契，且囑胡、孫監(jiān)視馮軍，如有越軌行動，并可便宜行事。胡等盡泄于馮?！?sup>[35]當胡景翼部奉命由河南作為援軍北上經(jīng)過通州時，特意將李虎臣旅作為總預備隊留駐通州，以隨時呼應馮玉祥的行動。
就在吳佩孚全心部署戰(zhàn)事之時，“馮玉祥與其同志屢開會議，同時張作霖又與段祺瑞有所磋商，或于軍隊離京前，雙方已具大體協(xié)定，雖未決其必然，但一大部之軍隊，未赴熱河，逗留后路一事，確為事實。軍隊落后，名為筑路，實未前進，以便離京相近也”^[36]。馮玉祥為起事作了周密的準備，他以京畿防務(wù)空虛為由，向曹錕建議任命孫岳為京畿警備副司令，并將孫部一個團調(diào)進城內(nèi)駐防，便于起事時里應外合，控制京城；同時派蔣鴻遇為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jiān)，留住京郊，負責后方安排兼通消息；又將招募新兵編練的三個補充旅，以訓練為名留駐后方，便于屆時增加己方力量，控制局勢。有意思的是，這些在曹錕和吳佩孚眼皮底下的準備行動，卻沒有引起曹、吳的相應警惕。
馮玉祥的部隊因為馮的有意而遲遲其行，9月21日起方從北京陸續(xù)啟程，23日馮亦離開北京。不過，馮部成一字長蛇陣，且行且止，逶迤前行，移動甚慢，每日行程不過數(shù)十里，9月底到達古北口以后即不再動，理由是籌措給養(yǎng)，實則是觀察形勢，等待時機。馮令沿途各縣“修理道路，以備行駛汽車輸送軍需”,保持道路通暢；又令部隊每日演練行軍，保持機動，便利隨時行動；還派員嚴查當?shù)叵蛲獍l(fā)出的郵件、電報，“凡關(guān)于時事概不能涉及”,以免走漏消息^[37]。在外部聯(lián)絡(luò)方面，馮玉祥與張作霖的使者秘密會見，表示“不擬與奉軍作戰(zhàn)”,“請奉軍萬勿入關(guān)”,并相約“于兩星期內(nèi)回信，在此期限內(nèi)馮當按兵不動”^[38]。馮玉祥與“三角同盟”的另一主角段祺瑞，則通過黃郛和賈德耀保持聯(lián)絡(luò)。段祺瑞曾有信給黃郛稱：“大樹(馮玉祥)沉默，不敢稍露形跡，是其長，亦是短也。現(xiàn)在縱使深密，外人環(huán)視，揣測無遺。驅(qū)之出豫，已顯示不能共事，猜忌豈待今日始有也？當吳到京之時，起而捕之，減少殺害無數(shù)生命，大局為之立定，功在天下，誰能與之爭功也?，F(xiàn)尚徘徊歧途，終將何以善其后也？余愛之深，不忍不一策之也。一、爆之于內(nèi)，力省而功巨。二、連合二、三兩路，成明白反對，恰合全國人民之心理。奉方可不必顧慮，即他二、三處代為周旋，亦無不可。宜早勿遲，遲則害不可言。執(zhí)事洞明大局，因應有方，尚希一力善為指導之?！?sup>[39]此函實際是明白告知黃郛如何做馮玉祥的工作，也可知黃郛是馮玉祥舉事過程中的深度參與者。段祺瑞的使者、時任陸軍部軍學司司長的賈德耀與馮部一路同行，也在不斷做馮的工作，馮玉祥向他表示“擬請段芝泉(祺瑞)、張敬輿(紹曾)諸位重出，維持大局”,請其“往天津疏通”^[40]。10月18日，段祺瑞的另一使者宋子揚(曾任第一混成旅旅長)到灤州見馮玉祥，轉(zhuǎn)告段意，“現(xiàn)在乃最須改造之時，若能辦到，即當一共和國民于愿以足?！瘪T回應“若團結(jié)力量，可以為之”^[41]。馮玉祥還利用王承斌對吳佩孚剝奪其師長職權(quán)的不滿，將其計劃告知王，“王對馮的主張表示同情，但不愿與馮采取一致的行動，同時聲明決不將馮的秘密泄漏給吳佩孚，僅只取得了相互之間的諒解而已”^[42]。10月9日，馮玉祥致電曹錕及直系各將領(lǐng)，指責曹锳、李彥青、王毓芝、王克敏等“朋比為奸，煬灶蔽明，致兵革遍于全國，人民淪于水火，欲靖國事，非將此輩小人一律驅(qū)逐不可”^[43]。作為直系的大將，馮玉祥為何在此時以如此直白的語言發(fā)出此電頗堪玩味，是他希望以此透露某種信息嗎？還是以此有意擾亂各方的視線？值得注意的是，此電并未發(fā)給吳佩孚，而對馮玉祥與己方立場如此背離的電文，曹錕和吳佩孚仍未有足夠的警惕與因應。據(jù)說，電中指責的諸人見到此電后，李彥青謂：“我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他要這樣同我們過不去?！蓖蹩嗣粼疲骸安皇峭覀冞^不去，他不過借我們發(fā)泄罷了?！辈苠K看到電報后對他們說：“你們何以同他斗到這個樣子，今天子玉又走了，這事怎么辦呢？”吳佩孚“亦有所聞，頗為著急，然竟無完善辦法以相對付?！?sup>[44]
10月11日，吳佩孚離開北京前往前線督戰(zhàn)，同日馮玉祥亦將其總部北移灤平，擺出對奉進攻的態(tài)勢，實則密切關(guān)注戰(zhàn)局的走向，選擇對發(fā)動最有利的時機，確保起事的成功與己方利益的最大化。此時，直奉兩軍在山海關(guān)前線反復廝殺，相持不下，直軍漸有不支之勢，尚未投入作戰(zhàn)的馮玉祥部生力軍成為直系取勝的重要砝碼，吳佩孚的參謀長張方嚴向馮發(fā)電，告“此間戰(zhàn)事緊急，均由二、三軍延遲不進所致，倘仍逗留不發(fā)，大局不堪設(shè)想”^[45]。由此而使馮玉祥判斷戰(zhàn)局已至最后關(guān)頭，加以留守京城的蔣鴻遇向馮密報，吳佩孚的嫡系第三師已調(diào)至山海關(guān)，也使馮玉祥判斷其部回師京城不至遇到有力的阻礙。因為“事情很顯明，馮玉祥本有倒戈準備固是事實，但起始也不無觀望之意。若吳佩孚能在山海關(guān)、九門口一線得手，或者葫蘆島登陸成功，則馮的倒戈未必真能實現(xiàn)，甚至可以斷定他不會實現(xiàn)?！?sup>[46]至此，馮玉祥遂下定決心，倒戈相向，北京政變的大幕即將拉開。